回忆就像“剥洋葱”
作为一部回忆录，本书所选取的时间跨度稍显狭窄，只是从作者12岁时记叙到32岁为止，共11章，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巴黎的简陋条件下完成《铁皮鼓》。正如作者所说，32岁时，当他因为写作了《铁皮鼓》而声名鼎盛之后，他的回忆，就不再具有私人性质了，而12岁时战争的爆发，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同时，选取这一时间段内的事件作为回忆录的材料，也更是因为大时代背景里小人物的颠沛流离与随波逐流所具有的悲剧感与无力感会更加强烈一些。对一部作品而言，既能保持作者的私密性与个人化的坚持，又能同时具有戏剧冲突的尖锐与荒诞感，是成为佳作的条件之一。
但对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即便对自身经历最冷静客观的复述，也会具有小说式的激动人心之处，恐怕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也就是本书所制造出来的悖论了。一方面，作者不断提醒着我们他所具有的回忆的诚意，一直在强调回忆的准确性与真实感；另一方面，故事的叙述却又偏偏具有小说的质感，仿佛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从12岁时落入，至今无法解脱，这是一件让人觉得难受的事情，也是本书的力量所在。对于整个世界与一个时代，个人总是渺小的存在，就像一场风中的露天电影，虽然我们能看见幕布上的人影，却被风拉得变了形状。但这种不真切，并不因为画面本身的虚假，而是因为风太强大。
在本书中，强大的、扮演着风的角色的是从背景走向前台的那个特殊时代。关于某些媒体所热衷的所谓“君特·格拉斯承认其纳粹经历”的宣传，也许能帮助作者多卖出几本书，本身却是对他最残酷的误读。这种情形，我们也曾经在巴金出版《随想录》的时候见到过。这样一种对自身经历与过去的坦诚展露，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种忏悔或认罪，至少，在本书中，作者绝无此意。虽然他在书中写道：“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对世人习惯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难逃干系了。”但是，我倒觉得，作者在之前的叙述中提到的，“甚至不能以‘是别人将我们引入歧途’为借口，为那男孩，也就是我开脱。不，是我们，是我自己甘愿走入歧途”这句话更有勇气，也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在一个时代的席卷下，所谓的良心总会受到宣传的左右，所谓的个人挣扎，也会像书中那个绰号叫“这事咱不干”的小伙子一样，很快消失无踪。等到一切过去之后，能够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安详的语气，将曾经发生的事情都诚实地讲出来，已是一个作家所能做到的最具有责任感的努力。因此，我们应该对他们表达敬意，至于故意摆出的所谓忏悔的姿态，除了显得滑稽可笑以外，并无其他意义。
《剥洋葱》
［德］君特·格拉斯著
译林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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