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达：六十四载读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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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建筑史学家眼中，陈明达一度是一个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天津大学建筑系博导王其亨想就《营造法式》一书中的一些问题，前去请教陈先生，却听说这位“继梁思成、刘敦桢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已闭门谢客多年。
于是，王其亨心怀忐忑地前往陈家。不料，他却发现，年近古稀的陈先生，其实很乐于与同行交谈，绝非传闻中那个“只读古书的迂腐夫子”。
后来，人们渐渐开始明白，这位建筑史学家深居简出卅载，为的只是一件“在常人看来并不要紧的事”。
1953年，陈明达受任为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主管全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委组织讨论是否要拆除某古迹。正当陈明达想要起身发言，说服与会者保留古迹时，北京市委一位领导冲他摆了摆手：“文物局的同志就不必说了，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接着，这位领导反复陈述为啥要拆，还“引来阵阵掌声”。
古迹最终难逃被拆的命运。不久，陈明达便主动请调，到文物出版社做了编审。有人说他“自毁前程”，他却颇为不屑地说，要不是为了完成《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早就不干了”。
由此，正当壮年的陈明达退出官场，潜心研究起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900多年前由北宋工匠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此后，便有了他30年足不出户的传闻。
其实，自1932年加入营造学社起，还是学徒工的陈明达就迷上了《营造法式》。只是命运多舛，这个被梁思成嘉许为“明达有奇思”的湖南人，也曾迷惘、消沉。
挚友莫宗江曾回忆，抗战期间，陈明达正随营造学社在宜宾考察，先是传来消息，他留在北平的母亲和大妹，因贫病交加而死，不久，参加对日地下抵抗活动的未婚妻又殉国而死。
自此，陈明达时常醉酒，继而是”毫无节制“地嚎啕大哭，酒醉中，他大喊着要上前线杀敌，有时，又会大声吟诵起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
即便如此，这本书也从未离身。他甚至花费了数年时间，手抄了全本《营造法式》，并绘制了当中的全部插图。
1962年．时任文物出版社编审的陈明达，赴山西考察应县木塔，由此撰成他的第一本建筑学专著《应县木塔》。此书于1966年的文革“前夜”出版,而在这个建筑史家看来，这仅仅是研究《营造法式》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三十分之一”。
他没能继续进行他的工作。文革中，年过半百的陈明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先是被安排和泥、造土坯，说是“让学建筑的专业对口”，随后，又被安排到食堂，给大师傅打下手。
只是多年后，陈明达与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居然很“豁达”地说，自己因祸得福练就了硬功夫——两个小时能切出十几斤很细的肉丝。
“我的待遇算是相当不错了，某君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理所当然被叫去种稻子。”言罢，他哈哈大笑。
但没人知道这位老人心里真实的想法。在那“被耽搁的十年里”，他原本计划好的对山西佛光寺、天津独乐寺等古建筑的研究，最终只完成了一小部分。
1997年，陈明达离世，外甥殷力欣在整理遗稿时，却惊讶地发现，先生毕生都在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西方人提出‘适用、坚固、美观’的建筑三原则……那么是否存在一个与西方建筑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呢？”在此前与来访学生的一次谈话中，陈明达明确地提出，答案就在《营造法式》中。
也有研究者指出，从1932年陈明达手抄全本《营造法式》起，到1995年他因病辍笔，一函8册的《营造法式》，占据了这位建筑史大家一生中整整64年的时间。
有人至今仍然记得，为了画出他最为重要的学术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的49幅图版，67岁的陈明达，每天都戴着老花镜，站在高大的绘案前，用鸭嘴笔细细涂抹，“图仍然规矩、漂亮，只是，背略有些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