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狡黠”的另一半
当然，凭借这部《历史的天空》，平日里看着大大咧咧、粗粗啦啦的徐贵祥，居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颇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我曾就这个问题和贵祥讨论过：为什么描写抗日的小说多如牛毛，而唯独你一路闯关夺隘，直取桂冠呢？
这位安徽六安一村支书的儿子告诉我：他研究了日本的国家发展史，日本版的侵华史，而且还看了许多有关日军侵华时期日本的新闻报道。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某日本报纸报道，战争时期日军为表示亲善，大搞表面文章，做点助民劳动，与汪精卫的部队比赛为百姓插秧。结果日军一个班，汪军一个排，但日军插的秧横竖成排，而汪军插的秧东倒西歪，而且人还累得四仰八叉。这肯定有丑化中国人的成分，徐贵祥却从中看出了一支部队更关键的东西——素质。所以他没有丑化日军，也没有丑化国军，当然更没有刻意美化共军。他小心谨慎地、探索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寻找“三军”核心人物的人格与梦想，把战争写成了人格与理想的角逐。
他对我说：“我是共军的后人，但有胸怀和能力还原日军、国军最优秀的品质。日军失败了，国军失败了，那并不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信仰的人的失败，而是他们那个利益集团的必然失败。我的《历史的天空》，揭示的就是这个逻辑。”
他打着手势给我说这些话的情景，虽然时隔五六年了，却依然历历在目。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这个农民后代对历史这个宏大主题，竟然有着寻找另一半、探究另一半、挖掘并创造另一半的智慧，真是了不得。
当然，他的“狡黠”不仅表现在写小说上。1991年安徽发大水，系里在教室门口的黑板上写了个启示，意思是号召同学们自愿捐衣捐钱。我们同居一室，他下课后便来到我身边，特别亲切地说：“兄弟，安徽发大水，系里让我问问你，捐多少？”我没思量，便应：“你捐多少我捐多少。”他回身又问别人，大家都没有回过神儿来，便应承了。他说：“那好，我先给大家垫上了啊。”说着便破门而出。
他逐一宿舍如此这般，竟然为家乡募了一万多元。要知道，当时同学们的工资也就二百来元。一位校领导某天课后对全系同学说：“咱们文学系的同学觉悟就是高，捐款全院第一。院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感谢同学们！”舍友回来一语道破天机：“系里只在黑板上写了个启示，徐贵祥这狗小子却挨门收钱。”我恍然大悟，贵祥却争辩道：“我到银行把所有存款都取出来垫上了——我容易吗？”
有一年，我要前往兰州军区主持《西北军事文学》杂志，临行前和贵祥碰头，他正色道：“我警告你啊！先治窝，后爬坡。你的能力我绝对相信，但你太理想主义，那不行。”“那怎么样才行呢？”他狡黠地对我说：“先去和大家打成一片。”怕我不明白，又说：“简单地很，先别说办刊物，先请大家喝酒，天天喝，喝成酒肉朋友，义气兄弟，然后嘛，你想办什么，大家都会跟你一起办了。”那天边说边喝，我还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
三年后，我从《西北军事文学》调到话剧团当主任，又拐到徐贵祥家喝酒。见了面，他还没听我说话，便是一通幸灾乐祸的冷嘲热讽：“怎么样？让人家轰出杂志社了吧？”我正待解释，他大手掌一伸，像一堵墙，说：“别说！我都知道。刊物办得不错，但是太认真。而且认真就认真吧，怎么和领导也认真？老人家怎么说？怕就怕认真二字，为什么？一，不认真办不成事；二，太认真得罪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岂有不败之理？”
说这话时，你从贵祥那憨厚的脸上，还真看不出狡黠的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