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大师最怕力不从心
陈寅恪先生与一般史家的区别，在于他不仅是文史兼通的名家，他本人更是永恒的研究课题，是令人低回不已的文化现象，是一个神秘的谜。陈先生的家世渊源、士大夫派头、书生气质、诗人情怀、名家风范、著作规模等等，都应该多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但骨子里最应看到的，还是陈先生的名山事业，他的作品。学界目前对陈先生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要研究陈寅恪现象，至少要努力诵读陈先生的作品集，而以今日多数学者的学术修为，确实力不从心，这是很严酷的事实。
陈先生是清高孤傲的。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陈先生仍试图以一人之力坚持学术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并明确要求高层给出书面保证。这份书生气，让人敬重，令人心折。陈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后学无从窥测，并世名家则以“教授之教授”目之。先生自称所研究范围为中古文史之学，其诗史互证信手拈来之功力，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学者也望尘莫及。先生一再受批判不再授课之后，以盲目撰就《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其撰述之由，已经让学界争论了几十年。
岳南先生是以写考古方面报告文学出名的。从这本《陈寅恪与傅斯年》看，在搜集材料上说，还是下了不少工夫，应该肯定的。就全书来看，写事实多写心灵少。写事实的部分还比较确实，写学术部分则相对较空泛，写心灵写精神则是虚笔带过。引陈诗多处但多不注释，避重就轻，在写作的深度上留有遗憾。毛泽东与傅斯年延安相会的对话，岳南只写了傅的一半，所以叙事的力度，傅斯年的善于辞令的神采等，就大为减色。因为作者非历史专业出身，对陈先生的学术领域与成就的描述上不免捉襟见肘，这本来也不该苛求。
让人不解的是，书中提到某些人时，每每出现尖酸刻薄的语气。如针对陈寅恪“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诗句的理解时说，“至于后生小子如钱文忠者”。就算不同意钱氏的解释，何必用这种口气讲话呢？批评钱氏“实则是自己还略显年轻，加之为学燥火太盛”等等一段，鄙视之情溢于言表。
对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杂记赵家》的批评更令人费解。“这位妇产科出身的医生，自我感觉良好的小个子女人，在写作上完全是个外行，啰啰嗦嗦没完没了，令人望文生厌，但总算为后人留下了一点史料，多少弥补了行文中的缺憾和令人不快的恶感”。这我就不明白了，《杂记赵家》随手札记生活的点滴，不做作，很随性很有趣的。赵太太写书说说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事，怎么就引来岳先生这般愤怒？
《陈寅恪与傅斯年》比较注意阅读效果，文字生动，很有说书之风，动不动来上一句俗语歇后语调剂调剂。讲陈宝箴巡抚湖南，侦知桃源县令贪赃枉法，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顿老虎凳与辣椒水伺候，而后上其罪而遣戍边。所谓“老虎凳”“辣椒水”，想来是作者于《红岩》一类反映革命先烈英勇斗争题材的作品看得太多的缘故，与清代体制有所未合，全然说书人口吻，生动有余而实在不大靠谱。往江西贩米的逾千舟船纵然聚众作乱，恐怕还是不能以“哗变”称之。
说到翁文灏不如李四光的一段评论，读来最莫名其妙：“这种差别不是靠听师傅讲解，或自己躲在小黑屋里，把头悬在梁上弄一根铁锥放在屁股下方，不吃不喝，一门心思读书思考就可以弥补的。”“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到了岳南笔下就变成“把头悬在梁上”和“弄一根铁锥放在屁股下方”，太奇妙了。“把头悬在梁上”其实比“头悬梁”还难懂。而“弄一根铁锥放在屁股下方”，只能说岳先生连“股”指哪里都不清楚。在古汉语里“股”是大腿！可不是岳先生的“屁股”！
通观全书，作者每每感觉不够准确，文字工夫还不够老到，至于记人记事多刻薄语，不厚道，还在其次。
整体上看，《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没有超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达不到后者当年在读书界的风靡。以“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为卖点，不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以中国文化传承为核心的主题来得深切著明。
《陈寅恪与傅斯年》 岳南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