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阳光撒满被遗忘的角落
小艳在前面走，破旧的花格子衬衣裹在身上，肚皮露在外面。小芹跟在姐姐身后，裤腿高吊，两只沾满烂泥的布鞋里露出两个大脚趾头。10多年过去了，张淑琴仍然清楚地记得在陕西略阳县的大山深处，初见这对姐妹的情景。
自从父亲去世，母亲入狱之后，姐妹俩就寄居在远房亲戚家放牛养猪。“猪草不够，要挨骂；牛滚坡了，要挨打。”直到有一天，姐妹俩被这位承诺“能见到妈妈”的张奶奶领回了儿童村。
如今，姐妹俩已经离开张淑琴，在北京一家服装厂找到了工作。这座专门接收服刑人员子女的儿童村，也把总部从西安搬到北京，取名“太阳村”。
“阳光是最无私的，它不管沟沟坎坎，也不分贵贱高低，它总是播撒到每个人身上，照亮那些需要温暖的人。”在一个冬日的午后，张淑琴搂着由她代养的孩子，对来访的参观者们，诉说着她的构想。
在这个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的大院里，生活着130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9栋由企业捐助盖起的“爱心小屋”坐落于荷塘四周，红漆的铁皮墙，天蓝色的屋顶，所有的外墙都被画满了充满童趣的卡通形象，俨然一个童话中的世界。张淑琴曾叮嘱那位免费帮忙的台湾设计师，不要那种灰蒙蒙的设计，“鲜亮的颜色才能给孩子们带来好心情。”
60岁的张淑琴当过知青，做过赤脚医生，1985年，她在陕西省监狱局的《新岸报》做记者，由此开始与服刑人员及其子女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有一名罪犯在监狱立功减了7年刑期，张淑琴去采访他的时候，问到他的家庭。那个高大的汉子当时就哭了，他说，妻子也在服刑，家里有5个孩子，走的时候有一个还病着，不知道现在怎样。
带着那位心酸父亲的嘱托，张淑琴寻访到那个村庄，她看到，在几孔破旧不堪的窑洞前，年过古稀的老太太佝偻着身子，带着4个年幼的孙子、孙女在麦田里劳动。他们的大姐已经因为无钱医病而死去。
后来，张淑琴专门写了篇文章，叫《儿女们》，最后一段写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坟墓，“坟前的青青小草”，深深地刺痛了这位单身母亲的心。
“犯了罪，必须要惩罚；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必须要保护。怎么才能做到两全齐美？”张淑琴为此感到困惑。后来她也试图向监狱局的领导建议，设立几个福利官，让这些“不穿警服的人”专职处理罪犯家庭的问题。可她得到的答复是，监狱就“只管墙里的事，墙外的不管”。
那几年，张淑琴去的最多的就是女子监狱。面对这位知心大姐，服刑者没有什么戒备，她们说起自己的家庭，谈得最多的是孩子。有的罪犯因为惦念孩子，一个月间头发全白，有的甚至不惜越狱。
在与服刑人员子女的频繁接触中，张淑琴逐渐意识到，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这群孩子的存在和权利。因为特殊的遭遇，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长期生活在父母的阴影里。他们大部分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犯罪倾向。因为父母犯罪的背景，他们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为了生存，他们有的流浪，有的沿门乞讨，有的被亲属皮球般踢来踢去遭受虐待。更有甚者，也像父母那样走上了犯罪道路……
1996年，张淑琴决定创办儿童村，专门针对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进行特殊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护以及职业培训。
“开始的想法很幼稚，以为儿童村成立后会有许多人站出来响应、捐款。这样很快每个省都会建立一个儿童村。”但事情并不像所想的那样简单。张淑琴先联系民政局，民政部门说他们“只管孤寡老人，孤残儿童和烈士子女”；找到司法部门，答复说“本部门主要职责是打击罪犯，总不能连孩子也管”。
张淑琴不打算坐等着政策出台，“孩子饿了，要吃馒头，那就应该先给孩子一个馒头。”
在西安创办的儿童村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2000年，张淑琴决定把儿童村搬到北京顺义区板桥村，以便打造一个能辐射全国的试验田。由于找不到主管单位，太阳村只能作为营利性的企业，在工商局登记，除了得到的有限捐助外，还必须纳税。
在那段“最困难的时期”，张淑琴不得不四处“化缘”，为了筹钱，张淑琴从这家企业跑到那个单位，她自嘲为“丐帮帮主”，有时能讨到些柴米油盐，有时受尽奚落空手而归。
眼看生活还没有着落，全国各地的孩子却已经源源不断地送过来。
东东的父亲越狱13年，在逃期间与一个女人同居生下这个孩子。2004年，爸爸被警方抓获，9个月大的东东被福州铁路公安局收留，因为公办的福利院和流浪儿救助中心都不愿收养，几经周折被送到了太阳村。那时，他严重缺钙，挺着一个大肚子，四肢却佝偻弯曲着。
张淑琴一看见这个孩子，就忍不住在火车站的寒风中痛哭失声。因为两个月时妈妈就跑了，东东不会吃奶，只能就着碗喝。
“叔叔、阿姨，来抱抱。”如今，每当参观者走近幼儿室，快满4周岁的东东总是眨着乌黑的大眼睛从门后伸出了胖乎乎的小手。由于从小缺少母爱，他和谁都很亲近。同行的女士抱起他时，东东搂住她的脖子，贴在了她身上，许久不肯下来。
这间幼儿室里住着14名4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喜欢温顺地趴在大人的怀里，一旦放下，就哭着不让离开。
“这儿的孩子太需要爱了。”北京一家杂志社的女编辑感慨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太阳村给予捐助，如今，孩子们的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但是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了这些孩子特殊的性格。
张淑琴曾让孩子们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最难忘的一天》。令人吃惊的是，大部分的孩子写的是“那天爸爸被抓走了”；有的孩子见到警车就会躲到张奶奶身后，瑟瑟发抖。一些目睹了父母被打倒在地，戴上手铐带走的孩子还扬言“长大了要报仇”。
经过心理测试，张淑琴发现，在这些孩子身上大多存在着仇恨、报复、嫉妒、过度敏感等心理问题。为此，太阳村为所有的孩子都建立了行为档案，定期做心理辅导。而第一课，就是要“像地震灾区的孤儿一样，学会面对现实。”
有一所监狱给太阳村捐了一批床，上面印有“某监狱捐赠”的字样。有人问张淑琴：“为什么要把那个监狱的名字写在床上，孩子们不会受刺激吗？”张淑琴提醒对方仔细瞧：“你看，孩子们自己剪了几朵小花，把这几个字装扮得多漂亮。”
在张淑琴看来，只有直面现实之后，这些孩子才能获得独立生活下去的勇气。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她的良苦用心。从创建第一个儿童村起，张淑琴就听到很多质疑的声音，有人指责她为什么不去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帮助烈士子女，却要去管这些“犯属”。
也有人提出，如果孩子的后顾之忧被社会解决了，会不会鼓励更多的犯罪？
“牢房造得挺好，伙食也不错，难道是罪犯为了有吃有住才去犯罪？”张淑琴反问道。在她看来，首先孩子是无辜的，其次如果这些孩子得不到保护和照管，结果会更糟。
根据2005年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同时公布的调查结果，也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犯罪率要远远高于一般未成年人犯罪率的结论。
在第一批进入太阳村的孩子中就有这样的家庭：母亲犯了盗窃罪，孩子流落社会也学会偷东西。那个女孩才8岁，就能翻越3米高的墙。有一次她偷了3000元,买了香蕉，买了鞋，来看妈妈。当张淑琴赶到监狱去的时候，那个悲痛欲绝的母亲就跪在那，请求狱警“赶快把这个孩子送到少管所”，否则“我还没出去，她就得进来”。
后来，张淑琴把女孩领到太阳村严加管理，如今，这个女孩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太阳村的孩子每年至少有一次与父母见面的机会，这个看似寻常的举动，却让两代人获得了新生。西安监狱局曾做过统计，但凡孩子在太阳村生活的服刑人员，90％以上都有立功的表现。有的家长被刑满释放后，还主动要求到太阳村工作。
为解决社会捐助不稳定的问题，太阳村在租赁的200多亩的土地上，种了5万棵枣树，开展“枣树认养”活动，参观者只要出100元钱就可认养一棵枣树，由太阳村负责管理，收成全部归认养人所有。
凭借这笔数十万元的收入，张淑琴找到各地民政局、关工委、妇联、监狱局等部门，在河南、陕西、青海、江西等省先后建起了6座太阳村。每个太阳村都有自己的独立法人，只是由北京的总部提供行政费用。
张淑琴与参与这项事业的人员约法三章，“一不贪污，二不拐卖儿童，三不虐待儿童。”为了确保财务问题的公开透明，她又说服一家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免费为太阳村提供财务审计。
太阳村办起来了，但工作远远没有结束。“12年来，我得到最高的奖赏就是信任。”张淑琴淡淡地说，“信任就是这么多人把孩子托付给我，这么多人把钱物交给太阳村。所以我们要坚持走下去，直到阳光撒满被遗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