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文到时评
毕：所谓时评，就是时事评论的简称，也可以叫新闻评论。本来，新闻无非是报道和评论两类。前者是陈述事实，后者是发表观点。但很长时间，媒体的评论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因为不论是社论，还是评论员文章，都缺乏个性。无非是换一种说法来解释官方的政策，缺少来自民间的声音。现在，有一些新锐报纸，不满足于上传下达，力图形成官民互动的管道。他们不光有自己的评论部，有优秀的本报评论员，还请关注公共问题的知识界人士开设专栏，并设置栏目，让各界百姓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议论风生的报纸，受到读者的欢迎，因此也扩大了订户。
梁：其实，这也不是新鲜事。现代新闻业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清朝末年出现报馆起，时事评论就产生了。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时事评论家。民国年间，声望最高的报纸是《大公报》。《大公报》不但拥有张季鸾、王芸生这样一流的时事评论家写社评，还开设星期论文专栏，请胡适、傅斯年这些知名学者发表言论。应当说，当时中国的时事评论，在世界上并不逊色。
毕：1949年以后，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成了喉舌。新闻评论也成了政策的传达者和宣讲者。这种格局，“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当时，“两报一刊”社论就是中央的声音，每个人必须学习，各单位必须贯彻，谁也不敢表示异议。私下流露不同看法也要冒很大风险。这种格局，看似把新闻评论推上了神坛，其实是新闻评论的异化。现在，再也没有人强求大家把党报党刊的社论、评论当成统一思想的学习文件了，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之一。
梁：有人对当下的时评不满，主要是着眼于文体。国内一些时评的写手，从杂文作者转化而来，一些时评的读者，习惯于欣赏杂文。他们可能是以鲁迅的杂文来衡量当下的时评，觉得文字不够幽默，不够风趣，不够机智，失之浅白。鲁迅杂文的确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有话往往不直说，行文比较隐讳，语言常有多义性。我不否认鲁迅杂文特殊的美学价值。但在当下中国的时事评论中，我觉得不必向鲁迅的文体靠拢。时事评论，只是公民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一种方式。好的言论，是一种负责任的言论，是一种有助于改进公共政策、推动制度建议的言论，文风以明白、朴实、准确、严谨为上。时评固然不排除情感的表达，对好事可以流露喜悦，对丑恶可以表达愤怒，但更多的时候，应当是摆事实，讲道理，是以理性取胜，而不是靠情绪宣泄。
毕：今天时评的作者，其实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早年的杂文作者，现在改写时评，另外一部分则是以专家和学者身份写时评。一般来说，杂文作者的特点是注重文笔，写作频率快。而专家学者的长处却是见解专业而深刻。我个人认为这两种情况并存是正常的。报纸的出版周期决定了需要有一批以时评写作为主要职业的从业者，但同理也需要专家学者来保持时评的深度。不管就哪一类型的时评写作而言，现在的时评队伍不是大了，而是很不够。所以对时评的繁荣，我们还是要以鼓励为主，不能因为它有不足，就简单否定。不论是国际事务，还是国内事务，许多都是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每个人的意思，只是提供一种观点。有些事，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各自都有可取之处。往往在不同意见的争辩当中，可以形成更高明的思路。这就很需要在时评中提倡一种谦虚的态度。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一得之见。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追求赢家通吃的效果。
梁：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期。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当下发生的一些矛盾，老百姓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应对；领导者也没有经验，也没有现成的灵丹妙药。要想把事情办好，只有靠集思广益。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公共事务，媒体还不能畅所欲言。时评的管道不是太宽了，而是刚刚开始发育，很不稳定，也不够通畅。在这种情况下，对时评的发展，不妨多一点善意，少一点苛求。时评的出现和为社会认可，是近年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也是中国社会言论自由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