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多余的十五年
李鸿玉一家（后排左为李雪）
从玉华摄
每次在首都图书馆借书，把借书卡递给工作人员时，她紧张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因为她冒充了姐姐。
她不得不假扮别人。办一张借书卡，需要户口、身份证、学生证中的任意一个。可她一个也拿不出来。
她叫李雪，今年15岁。可这个名字只对家人有意义，在法律上，这个“李雪”并不存在。因为是超生“二胎”，15年办不下户口，因为是“黑户”又交不起借读费，她没上过一天学。
她的慌张，她的孤独
在北京南二环，从双向8车道的永定门立交桥往南，钻过黑黑的铁路隧道，见着一大片破矮的平房。胡同纵横交错，大杂院东凸一块、西凸一块，像孩子随手搭的积木。经过破旧的缝纫机商店、3元测血糖的小诊所，再走过一段贴满了无痛人流、妇科广告的废墙，就到了她家。
她家几乎贴着“长”在铁路边，老院子，三间正屋快塌了，屋顶长满野草，梁上长着黑木耳。父母住西厢房，两姐妹住在两间坡顶房。
一家四口人，爸爸李鸿玉、妈妈白秀玲、姐姐李彬，还有她。李鸿玉常常痉挛，“犯病时全身像万条钢筋拉扯着，眼睛皱在一堆，跟两个小花卷似的，腮帮子深深下陷”，医生的鉴定书写着：先天性肌肉强直。白秀玲的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每走一步就在空中划出一个“Z”字，可她的脸很清秀。姐妹俩健康、漂亮，只是妹妹李雪稍稍胖些。
第一次见到这家人，他们都穿着新衣服，妈妈是印有阿迪达斯纹样的粗糙化纤运动服，爸爸是蓝格子衬衣外加毛背心，俩孩子都穿着红衣服，像过年。家里干净极了，电视机、冰箱都盖着花布，甚至连每个杯子都盖着小方巾。我告诉自己，下次来一定不能提前打电话。
我在弯弯曲曲爬行在墙壁上的电线边坐下。李鸿玉不停地让大女儿跑来跑去地拿讨户口的告状材料，满口道地北京话。复杂的官司搅得我一头雾水，插不上话。
李雪站在角落，远远地看着我。我每喝一口水，她都去续一次热水。
我小心地问她：你真的一天学没上？她点头。我的问题再多一点时，她总是“嗯，是的”，回答很简单，每答一句就看她姐姐一眼，两手不停地拉扯袖子，就像粗心的裁缝做短了一截。
我问她喜欢什么电影，看过《阿甘正传》吗？
“那个跑呀跑的人！”她说。
每个问题都像在挤牙膏。她爸看出我面带难色，解围道：“这孩子笼子里长大的，见生人‘杵窝子’（内向），处久了就好了。”
我不得不结束这次艰难的采访。父女三人送我到大街上。李雪离我最远，我知道，她故意的。
车上，我在犹豫要不要再去，这孩子心挺紧的。
第二次去她家前，我备足了功课。在MSN上，我逢人就问：15岁孩子该是什么样？回答五花八门：叛逆，早恋，残酷青春，迷星座胜过生肖，爱装大人样儿。我观察大街上半大不大的青春期孩子，染发、鼻环、夸张的衣服、冷漠的表情。但这些好像都离我第一眼看到的李雪很远。最后在网上“15岁吧”，我找到列有100个问题的心理测试题。
我信心满满地带着这100道题和一盒巧克力去了她家。我想，喜欢《阿甘正传》的人，多半记得那句巧克力和人生哲理的台词。
白秀玲两手沾着面粉，在厨房和面。厨房很干净，锅底、水壶盖子都用钢丝球擦得亮亮的。屋里的大小件还是那些花布盖着。李鸿玉在睡觉，说天冷，容易犯病。
李雪慌乱地关了电视，赶紧给她姐打电话。不到10分钟，李彬骑着车回来了，鼻尖冻得红红的。
李雪坐我对面，李彬坐在床上。爸爸坐在远一点儿的椅子上。
“你是什么星座？”她茫然地望着姐姐，“什么叫星座？”
“10年后，自己会在哪里？”她显得委屈样，“想不出来！”
“最害怕的东西？”她又看她姐。“她怕鬼，她怕《午夜凶铃》。”李彬代她说。
“如果着火了，你第一个要抱走的东西是什么？”这次干脆，“书！”
问题冗长，甚至有的很无聊：爱不爱坐过山车、吃不吃冰激凌、喜欢榴莲吗、血型是什么……我开始恨这个所谓的“葵花宝典”了。
李鸿玉见我净问些跟讨户口没关系的话题，几次欲言又止，不安地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要出去走走。
我得接着问啊。
“如果有个讨厌的人，你要怎么对付他？”“不理他！”
“人误会你，你怎么办？”“没人误会我。”
“夏天喜欢穿裙子，还是裤子？”“大了没穿过裙子。”
“容易感动吗？”“不容易。”
“容易相信别人吗？”“不相信！”
“你会为别人做自己不喜欢却能帮助别人的事吗？”“不会！”
当我低头看下一个问题，再抬头时，李雪已经从离我最近的椅子，坐到了他爸的那把椅子上。
我只好停下来。100个题问了不到40个。很多问题还没来得及问：相信一见钟情吗、想过自杀吗……
我们谈话中间，白秀玲一直手沾面粉，进进出出。从她嘴里，我知道了李雪的一些情况。
她从小在铁路边长大，可从没坐过火车。她是北京人，可没去过故宫、长城，只是在“不收钱的天安门广场走走”。
她家离天坛很近，可她没去过，因为“门票要15块”，尽管她早就知道，天坛有跟她床头呼啦圈一样圆的回音壁。
听说朝阳公园有表演，她买票第一次进了公园，可表演还要再花20元门票，她气坏了，没进去，“真蒙人！”
她有4个朋友：两个外地的，一个不到两岁，还有一条狗。
两个朋友是以前租他们家正屋的外地生意人的孩子。后来房子快塌了，人就搬走了，如今也回浙江、四川老家了。没有电话，也多年没联系。
3个孩子都差不多光景。她最喜欢和浙江孩子坐一张桌，在房间昏暗的灯下，让朋友妈妈给她俩听写生字。回来她对白秀玲说：“妈妈，你也学点文化。”
她还从四川孩子那里学到了一句四川话，回家现学现卖，对爸爸说：“你这个瓜娃子！”
如今，她没了伙伴，闲时在院里画房子跳，或者拿两个凳子支着，跳橡皮筋。她技术很高，能一口气“编5朵花”。
偶尔，邻居孩子周末找她玩接龙游戏，接的不是成语，是电视剧名字。一个说《心灵密码》，一个接《马大帅》……李雪总是输，因为邻居孩子什么都知道，连“周渝民和大S是一对儿”都知道。偶尔，她也问人家：香港电视剧里，条子她知道指警察，可“谁是谁的马子”、“谁是谁的凯子”，啥意思？
今年夏天，她多了一个朋友，胡同里不到两岁的欣然。欣然爷爷每天早上9点半推着童车来她家，跟上幼儿园一样准时。刚学说话的欣然追着她喊“小嘟嘟”（小姑姑），她上厕所，小家伙也跟着。
欣然喜欢跟她捉迷藏，她要出门买菜，小家伙拿手捂着脸假哭，偷偷从手指缝里看她的表情。于是，她很得意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
她最忠诚的朋友叫“虎子”，一条前腿残疾的狗。采访中，虎子不时把下巴搁在她大腿上，眼巴巴看她。她不理，它就拿前爪挠她的小腿，提醒她要注意自己。
可她总折磨虎子。一听邻居家孩子说学校又组织去郊区采摘了，参观博物馆什么的，她就跑进屋，一边嘀咕“烦死了，烦死了”，一边把虎子的长耳朵翻卷过来，蒙住它的眼睛，再把它的脸搓成一堆，弄得满脸褶子，“活把虎子整成一沙皮狗”。无聊时，她常拿手捧着狗肚子晃荡，虎子吓得孩子似地“呜呜”叫。
她养过一盆花，是姐姐同学给的，她每天“非常仔细”地浇好几次水，花给淹死了。“她就是闲得慌！”她妈说她。
她每天陪妈妈买菜，路上经过一师附小，看到上学、放学的孩子，她跟妈妈说，我特难受！
每天下午，白秀玲能听到她在终日不见阳光的自己房间，怪声怪气地读英语。有时候，她一会儿装男声，一会儿装女声，自己跟自己对话。她拿出课本给我看，男的叫迈克尔·贝克，女的叫杰里米·肖特。
生在这家，困在这家
李鸿玉回来了，跟我唠叨起“正事”。
夫妻俩都是老北京。上世纪80年代初，李鸿玉在一家皮毛厂上班，工作是划拉皮子，他管自己叫“裁缝”。一次因为感冒，他到医务室开条去医院看病，看完病回来，被头儿算作迟到，扣掉了副食补贴5元。他不服，拿着条子跟人理论，没人理会他。
于是他上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二轻局告状，5块钱讨回来了，他的工作从“裁缝”变成了扫厕所。
1985年，大女儿李彬出生。头儿说，你老婆一个瘸子带孩子挺不容易，你先回家照看照看再回来。从此，他就回不去厂子了。
白秀玲在一家釉料厂看门，正式工。听胡同里传言：国家对残疾人有特殊照顾，生下头胎，隔4年可以生二胎。1993年，李雪出生。正坐着月子，厂里来了信，她被开除了。李鸿玉又去厂子理论：按国家规定残疾人不能随便开除，“俩残疾人俩孩子，没收入让人活不活？”领导一挥手，“去，去，财务领三个月工资去！”
他没去领工资，“拿了钱就认了理，咱不能拿，让它亏着咱！”出了门，夫妻俩再没迈进厂子一步，他们恨！
李雪出生的第二个月，去派出所上户口，不给办。理由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程序》，要有出生证、母亲的户口和身份证、生育指标证明，孩子才能落户。李雪没有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要这个证明就要先交超生二胎的罚款（社会抚养费）5000元。
但李鸿玉认定，国家规定了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法规，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交不交罚款都得办户口，罚款和办户口是两回事，罚大人不罚孩子”。再说，他交不出那5000元。
他们到处讨户口。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每星期去一趟。有的单位连看门的都烦他们，见他们来了就吼：“滚！裹什么乱！该干嘛干嘛去！”
李雪出生后第二年的年三十儿，他们还抱着孩子四处告状。这家关了门，再去那家。一个值班的看不过眼，掏出一百块钱往李雪身上塞，“过了年再来吧！”
夫妻俩就怕过年，“富家儿过年，穷家儿过关”。春节，他们家没贴过对联、没挂过灯笼，没放过鞭炮，两姐妹也没从父母手里得到过一分钱压岁钱。“甚至有一年除夕，家里所有钱加起来不到10块！”
翻了新年，依然是告状、讨生计。李雪7岁时，因为没户口，学校不收，要读可以，交借读费，一年一万。
因为老告状，他们成了某些人眼里“讨厌的人”。有个什么动静，他们就属于特别关注对象，大门锁芯莫名被拔，残疾车轮子里塞着细铁丝。
他们戏称自己是“熊猫”。李鸿玉一出门，就有人拿报话机喊：一号出来了，跟上！李彬说，她是三号。
李雪小时候很害怕警察，见了“大盖帽”就哭。后来不怕了，见多了，每年一拨人，性格活泼的警察还常拿姐妹俩开玩笑，哄她们。
去年秋天，开大会，一个“守”他们的年轻警察觉得特无聊，就对李雪说：走，叔带你去香山！她乐坏了，二话没说爬上110的车。遇上红灯，就拉警笛，一路呼啸去了香山，她一口气爬上了顶。这是她出的最远的门，是她人生唯一的“长途旅行”。
还有警察给她带来六年级试卷考她，甚至要她写了15年来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秋天》。
旁人看着他们家也觉得怪，各种传言像风一样刮进胡同。“他们家有精神病！”“父母赌气不给孩子读书，心黑呀！”“他们拿孩子赚钱，卖孩子呢！”
李鸿玉气得抽搐不止，他恨，恨得“吃人的心都有”，更恨自己没有好身体。恨极了，就躲被子里，阿Q一般骂那些人是“小猫小狗”。
跑了几百次相关部门也没讨来户口。1998年，他们开始打官司，告计生和公安部门。李鸿玉不太会写字，挺平常的字“拿笔就忘”。第一张状子，在法院门口的律师事务所请人写的，花了50块钱。第二年的第二张状子，涨到了100块。
后来李彬写状子，李鸿玉在监护人一栏签上名。有一次，他正签名，犯了病，手跟铁疙瘩样紧紧缩成一团，家里人一点儿一点儿塞棉花才让手慢慢张开。还有一次，他在法庭上犯病，说着说着嘴巴就陷进去了，法官只好宣布停下来，让这一阵过去再接着开庭。
起诉、申诉、上诉，十多次，官司总是败。李鸿玉想找个好律师给看看，他开着残疾车突突地满大街转悠，只要看见新开的律师事务所就进去。一听说告政府的，打行政官司，没人接，“连开个价的都没有”。
他们也去前门的法律援助中心，可人家只援助民事案件，不援助行政案件。他们四处写信，甚至给“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撒贝宁”也写过信。为了上网求助，李鸿玉还管街坊借了4000元买了台电脑。
官司一打就是10年，见风长的李雪一蹿就成了家里女人中间最高、最重的。李鸿玉成了家里最轻的人，96斤。
下岗多年，李鸿玉在工地看门，给医院、火车站守仓库，帮美容美发店守摊，有时“一天就赚一块钱”。
后来，夫妻俩在胡同里炸油条、卖饼干、卖水果。可超市一开，生意就黄。卖油条时，李鸿玉从不让俩闺女靠近油锅，“这活儿没志气！”
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低保一直拖着办不下来。李鸿玉又去找北京市民政局，人家说，你们家符合条件啊，2002年总算给办下来。如今，一家3个低保拿1120元，生活这才算有了着落。
虽说是老北京，可他们家找不出个帮忙的亲戚。李雪两个舅舅都是大学生，都在好单位，一个甚至在部委。可大家从不来往，大街上遇到了，顺墙根儿躲，连舅舅有没有孩子他们都不知道。“哎，势利眼呗！生怕粘上咱！”李鸿玉说。
“是不是当天交5000块罚款，当天就给办户口？”我打断他一团毛线一样长的家常话。
“应该是！”他说。
“那这15年，你四处告状，折腾的精力、残疾车的油钱也该够5000了吧？”我有些不理解。
他嘀咕：“没算过。”
“就算是他们错，可你拿5000块赌孩子9年的教育，不也赌得太大了吗？”我有些生气。
他涨红了脸：“我们总觉得户口马上就能办下来，马上，快了，可他们一拖就是15年。”
“假如明天有人送你5000块，你拿这个钱办户口吗？”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缓和下来。
“不！”他回答得很干脆，“交了这5000，我们就认了错。孩子没有享受义务教育的责任，得让他们负！错的是他们，不是我！”
“他们怎么负？”我小心地问。
“赔款！补偿李雪的教育费。”他深吸了一口烟，自己卷的，10元一斤买来的叶子。
“赔多少？”
“60万！”
“户口和赔偿，哪个排前头？”
“户口！”
“你后悔吗？哭过吗？如果时间能倒流，你愿意先借5000块钱让孩子上学，再跟他们理论吗？”我知道戳到了他的痛处。
他的脸越来越阴沉，跟屋外的天一样，身子在椅子上烦躁地扭了几下。“没想过。如果真的重来，我可能会选择借钱让孩子上学。可我那时真的没钱啊！”
他说，自己就哭过一回。一年冬天，好端端地吃饭，端着酒杯，俩孩子在眼前晃来晃去，不知怎么的，情绪就上来了，一耸一耸地哭。
我知道我该告辞了。临走他问我，你们记者，跟作协有什么关联吗？“作协一副主席，是我哥们儿！”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
进了普查，没进户籍
后来，我又上他们家去过几次。看到我带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雪很高兴。他们也渐渐不拿我当“上面来的人”了，李雪甚至不背着我，从厨房一会儿叼一口吃的。
偶尔，她会缠着我问作业，问等边三角形几个轴，等边三角形是不是等腰三角形。她还给我看她学到的最长的一个英文单词：nationality（国籍）。她的书和作业本上都写着自己的名字，可学校、班级这两栏空着。她的数学作业本，有红笔打的100分、75分。我问谁改的，她说“自个儿”。
她的知识结构很混乱。她没有地理、历史、物理的概念，第一次在书店看到地球仪，以为是装饰品。我问她，知道清朝吗？她反问我，清朝是谁？她姐在一边提醒，就是电视里那个纪晓岚！不给你讲过吗，词典最后头有年代表。
我问她空气里有什么，她说不知道，“十万个为什么，看了都忘！”
中途，我也采访了两个专家。毕竟涉及计划生育的法规，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搞清楚的。李家打官司的依据是《户口登记条例》和1988年出台的《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1988年通知”）。通知称，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的法规。
这份“1988年通知”里专门介绍了为什么要出台该通知：“有些地方违反国家户口管理规定，搞‘土政策’，不给超计划生育的婴儿申报户口。据统计，每年超计划生育的婴儿未落常住户口的约有100万人左右。有些地方为降低出生率，无视户口管理规定，弄虚作假，对新生儿不做出生登记，而作为迁入人口进行登记，这是近几年每年末全国人口统计中总人口增长数比人口自然增长数多约200万人左右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陆杰华教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等重要文献的起草人之一。他很熟悉国家的相关法规，但没听说过“1988年通知”。他甚至直言，这个通知“根本不是法律”。
我又去请教知名人口学者何亚福，他也说是第一次听说这个“1988年通知”。
事后，我打电话告诉李鸿玉“1988年通知”可能没有法律效力。电话那头，他连“喔”三声，长长一声叹息，没再说什么。
何亚福很同情李雪的遭遇，他的信箱常常塞满全国各地超生“黑户”遭遇种种不公的来信，可他也知道，“认死理，只能自己吃亏”。
他说，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条例规定，居民给新生儿上户口，必须要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或者计划外生育处罚完结证明及计划外生育指标证明。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计生部门的证明，你绝对不可能给孩子上户口。这是公安部门配合计生部门工作的一项措施，属于内部规定，也就是不成文法。
“孩子有什么错？不能因为上一代的行为株连到无辜的下一代！”这位老者用广东普通话大声说道，“不能用基本国策这个大帽子，盖住很多应该解决的问题。”
目前，全国只有福建省在今年5月出台政策，明确“不得把交纳社会抚养费作为户口登记前置条件”，并据此解决全省历年出生人口未落户问题。
何亚福不断强调这是“中国首次”。他也不知道，这个口子能撕开到什么程度。
其实民间早有声音。2005年，国家人口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李伟雄在两会上建议，应该“无条件”地让“黑户”上户口。
陆杰华和何亚福都向我提到，像李雪这种情况，应该在2000年能赶上人口普查大赦。我很惊讶。查看那年新闻，“大赦”二字堂皇地出现在报纸标题上，像《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爆惊喜消息国家将大赦“黑孩子”》。
可为什么李雪没被“大赦”？2000年，她正好7岁，如果能顺利办下户口，就能正常上学，哪儿还有后面这么多事儿。
李彬听我说起“大赦”，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眉毛拧在一块。“啊！有这样的事？”
李鸿玉说，他记得那次普查，一个女普查员拿着几张表到家里让填。他们说了李雪的事，她也登记上了李雪。再问户口的事，她淡淡地说，“我只是个普查员，办户口，找派出所去”，很忙碌的样子，推门就走了。
专家还告诉我，这次普查中，北京市规定，对于无法一次交清的特殊困难户，可以先交一半的超生社会抚育费，并做出后续分期分批交纳计划，超生户持由计生委提供的证明和手续到所在地派出所办理落户。
李鸿玉很惊讶，他说，这么多年告状，计生部门、公安部门、街道很多人都知道李雪的事，可从来没有一个人跟他说有这样的政策。
李雪就这样与户口失之交臂。尽管这个国家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她是12亿9533万分之一。
有期？无期？
姐姐李彬的命运，跟着妹妹的户口问题在好几次人生关口拐了弯。这个外表柔弱、眉清目秀的姑娘，身上有股倔劲儿。
23岁本该是谈情说爱的花样年华，可她告诉我，没男朋友，也没想过这事，甚至一看到电视里接吻、床上戏就换台。她说自己“心态有问题”。
她的房间的确没什么“女人味“，看不到镜子、化妆品、高跟鞋。她说，除了大宝，没用过别的化妆品，没用过口红，也没穿过一次高跟鞋，10岁以后再没穿过裙子，“我爸不让”。
她在离家很近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干活，每月赚500元。最新面试上了麦当劳，可李鸿玉不太想让她去，一是夜班，不放心，二是打两份工太辛苦。可她自己很想去，因为可以认识更多的人，有另外一片天地。最后李鸿玉妥协了，“我总不能在笼子里再养一个女儿吧”。
中考那年，李彬考上了朝阳区一所中专，她选了导游专业。“学导游可以到处走，离开这个家，家里太闷！”可一年4800元的学费，她终究没有去成。全班50多个同学都上学去了，只有她落在家里。开学那天，她躲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家里谁都不知道”。
她已经逐渐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屋子漏雨，她上屋顶铺油毡。院里的枣子熟了，她上树打枣。没煤气了，她拉着煤气罐去加气。她成了李雪的老师，已经教到小学六年级了。自己不懂的，就攒着问题，等周末问邻居家初三的孩子。那孩子也不懂的，就走三条胡同，去找一个大学生问。
她成了李雪的代理人，并开始自学法律，大专自考已经过了5门。
她在原告席上坐了近10次。官司一次次失败，判决书说，他们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李鸿玉心里憋屈，一出法庭门就吼她：“好好查去，找到法律依据！谁让你不好好读书！”
李彬委屈得躲在房里哭，赌气不吃饭。第二天，她又抢着做这做那，跟没事人一样。“你知道，我爸那倔脾气，谁也指不上他主动道歉。”她淡淡地说。
她的电脑桌面是漫画“网球王子”，她也有QQ，可只加了两三个好友，很少说话。严格地说，她没有好友。同学们聚在一块儿不是说工作，就是说男朋友，她插不上话，渐渐就生疏了。
她的生活圈变得越来越小，偶尔走出胡同，就是去图书馆借书、上街买书。
姐妹俩最高兴的时光，是坐986路公交去首都图书馆顶层自习室自习。自习室不用卡，花两块钱，坐一天。那里阳光充沛，暖气很足，李雪坐在宽大的椅子上，很满足。她出来就唠叨，她的“同桌”怎么的怎么的。
姐妹俩也去北京最繁华的西单、王府井，可没有逛过一次商场，去得最多的是书店。每次去西单图书大厦，李雪就会直奔一层书架上的《心灵鸡汤》，蹲着看。她们从没打算买，“太贵”。
家里最贵的书是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那是2006年，他们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个老同志一看见李雪，就说：“我都快退休了，你们的事还没完呢，又来啦！”他打开抽屉，拿出刚发的词典给李雪，“小孩子还是要多读书的！”李雪说，这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大盖帽”。
一次，我让李雪带我去她每天要去的菜场和经过的学校。天很冷，姐妹俩穿上了过冬唯一的羽绒服。出了窄胡同，路渐渐宽了，李雪主动挽起我的胳膊，我又挽上李彬的胳膊。
在小学牌子前面，我让李雪照张相，她没笑。照完我问她难受吗，她说，麻木了。
走在人群里，我问李雪，你觉得自己跟别人一样吗？她说，不一样，却又说不清不一样在哪儿。
走过一家小蛋糕店，我问姐妹俩怎么过生日。李彬说，她们从没过过生日，就算自己记得，也从不跟大人说。
“说过生日快乐吗？”我问。
李彬苦笑：“我说过，李雪没说过。你知道的，她永远说不出这样的话。”
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11月18日，那天北京零下4度。崇文区法院开庭审理李雪状告崇文区公安分局的案子。
李雪在原告席上不停地揩鼻涕，她感冒一周了。
法庭没有当日宣判，在寒风中，我们挤作一团地回他们家。中午，李彬专门去湖北餐厅为我这个“湖北佬”买回一桌子好菜。白秀玲不舍得夹菜，闷头扒拉着白饭。李鸿玉喝着红星二锅头，话格外地多起来。
李雪吃着莲藕炖排骨说，“妈，这菜里有线！”我们笑了，这是她第一次吃炖藕，显然，她的课本里没有“藕断丝连”这个词。
虎子懒懒地把下巴搁在李雪的大腿上趴着。炉子上坐着水壶，哧哧地烧着开水，冒着白烟。火车驶过，屋子微微震动。
李雪突然冒出一句：“以后，我会坐火车，去北戴河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