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新政风暴”催生法治城市
刚刚获得“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多项改革大奖、以敢于创新闻名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论坛上提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法治昆明”理念，再次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
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仇和在昆明推出了189项制度改革，从公布官员电话号码到辞退打瞌睡公务员，从打造阳光政务到邀请媒体做“保健医生”，一时间，昆明成为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城市。
在看到昆明不断变化的同时，不少人开始提出疑问，昆明新政到底是一时风暴，还是长久之计？昆明在走向法治城市过程中的创新之举，会给昆明带来怎样的震动？一个具有法治精神的城市，其官员和市民会有怎样的不同感受？
“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
在昆明，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感叹当官不是美差，而是苦活儿、累活儿。“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越大！”不少官员感慨道。
2008年1月28日，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首次进行现场直播，“小会场变成了大会场”，新任市委书记仇和雷厉风行地推出的一系列新政，像一把利剑悬在了昆明官员头上，给昆明官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截至2008年11月，昆明市推出了189项制度改革，召开了105场新闻发布会。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市委书记、市长及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859部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报纸被市民抢购一空。有的市民把电话号码打印下来，成为市民的“政务指南”。
官员压力大了，官难当了，但昆明的老百姓却说出了一句底气十足的话：“事难办，找政府”。
今年3月，昆明市将每月21日定为“市长接待日”。首个接待日发放的接待号就达1250号，当天晚上，几十名群众连夜排队等候，甚至打起了地铺。此后，昆明各地、各部门领导都设立了接待日。
增加媒体透明度、加大问责力度，这是昆明给官员戴上的另一道“紧箍咒”。对新闻监督发现的行政效能低下、整改措施不力、整改情况不好，甚至给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任单位领导和责任人，将依纪进行问责。
11月26日，昆明市纪委推出考问官员的“百分制”，凡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有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纳入目标管理的重要工作，除了因不可抗拒力外，不能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的，纪委将给予牵头单位或责任单位领导及责任人以相应的问责处理。
小工作站探索大变革
12月1日，81岁的陈惠仙老婆婆，在登记簿上按下一下手印，就拿到了120元，这是昆明市对80岁以上老人每年补助的高龄保健金。“站里离家近，方便，我自己来家人放心。”陈阿婆笑呵呵地说。
陈阿婆所指的“站里”，就是昆明市盘龙区桃源社区工作站。面积不大的“站里”，七八个工作台上分别挂着“计生妇联”、“民政残联”、“综治调解”、“党建工青”、“城管卫生”、“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等牌子，不时有居民出入，办理各种事务。
“这里每一个窗口办理的都是政府委托服务的工作内容。”桃源社区党总支书记丁毅说，她的“工作间”在工作站一隅，窄小的办公桌上几乎只够摆一台电脑。工作站忙起来时，从居民领取社保，到噪音扰民、邻里纠纷，都由他们出面处理。
事实上，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工作站，在创建民主法治社区上迈出了一大步，正在探索中进行着我国城市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一项大改革。
传统体制下，社区居委会实行“议行合一”，由于承担公共服务过多，自治职能形同虚设。如今桃源社区试行“议行分立”改革，搭建了“一委一站”式居民自治平台，即社区分别成立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社区居委会成员由社区群众推举产生，主要负责民主“议事”，履行自治职能。社区工作站的职能在于“行事”，负责执行社区居委会的决策，同时承担政府委托的行政性工作，人员面向社会招考聘用。
“‘议行分离’的工作模式，使两种角色更加规范、高效，工作站能够明正言顺地为政府办事，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居委会也脱身出来，更多关注社情民意，对居民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决策，居委会不再是政府的‘腿’，而真正成为群众的‘头’。”丁毅说。
昆明市司法局局长刘婉秋说，充分发挥居委会公共事务议事决策功能，其实质是还原其民主自治职能，是推进基层民主的有效探索。目前，盘龙区80％以上社区已建立“议行分立”管理体制。“议行分立”强化了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意识也越来越强。
在盘龙区明通巷，乱扔垃圾令居民意见纷纷，却为垃圾点建在哪儿吵得不可开交。明通巷居委会组织辖区居民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收集点设置”听证会。经过热烈讨论，最终形成了设置流动垃圾收集点的决议，并一致同意自筹资金进行绿化改造。“每个居民都要为环境卫生负责、出力，社区是大家的。”居民们一致认为。
目前，昆明市已创建省级“民主法治社区”11个。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说，昆明等地进行的“民主法治社区”创建，是区域法治鲜活而生动的实践活动，是实现依法治国从治国理想和价值追求向实践操作的推进。
以制度创新建设法治城市
一个城市的法治程度、平安环境是否可以量化？今天的“法治城市，制度创新”论坛推出了“法治昆明建设量化评估体系”、“昆明平安指数”，其中包括科学决策、行政审批、信息公开、司法救济、社会管理法治化等诸多硬指标。而官员当政压力越来越大，百姓办事越来越方便，居民自治意识越来越强，平安指数越来越高，这些则成为考量一个城市法治化的软指标。
法治量化评估体系只是昆明法治制度创新的浓缩。
仇和认为，对现阶段的昆明来说，制度创新是推进依法治市最重要的内容和最现实的抓手。“我们必须‘醒得早，起得早，下床早，起步早，天黑赶路，天亮进城’。”仇和这样表达以制度创新推动昆明法治建设的紧迫感。
仇和表示，下一步将大力推进涉及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制度创新，树立鲜明的凭实绩用干部导向，广泛推行领导班子实绩公开、述职公开、评议公开和评议结果反馈的“三公开一反馈”等多项制度，目的在于“把干部逼向书本、逼向基层、逼向社会、逼向市场，全面提高干部综合素质”。
仇和说，推进制度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急功近利，而是服从服务于昆明的发展。
马怀德教授认为，制度创新的成果应该进一步法制化。“不到一年，昆明推出了180多项制度，而在进行有益的制度创建中，靠什么来保障这些改革措施逐步到位？这一切最终还是要靠法治。”
“要将吸收了民意、体现了决策者丰富经验智慧的规定、政策，具体化制度化，上升为法律、法规、规章，以保障制度创新的最终成果。”马怀德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昆明提出以制度创新引领法治城市的命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报昆明12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