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挟伤痕走出废都直面烦恼人生
引子：30年，定格的江山
2008年11月，茅盾文学奖最新得主之一麦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000年以前，江山其实已经定格了，现在我是要另立山头。”
这一年，曾炮轰当代文学是“垃圾场”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反复对媒体申明他的新说法：“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1919~1949，“中国现代文学”30年。一晃眼，以“新时期”开端的文学，也已30年，“五粮液”与“二锅头”，两瓶酒都酿了30年。那30年,十年一个台阶；这30年,从“全民发烧文学”，到有人宣称“文学已死”；那30年，文学一步步走向“宏大”，地位上升背后是格局的重塑；这30年，从一体到多元，文学一步步遁入“私人”，边缘化的同时是江山的定格。
是谁让江山定格？作协？评论界？市场？都是，都不是。他们何尝不想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江山定格，只能看作是“文学共同体”巨大的心理惯性使然。30年文学往事，旧时王谢堂前燕，而今在宠物市场鸣鸣啾啾；祝寿的鞭炮虽响，到底挡不住风起青萍，花映斜阳。
第一章 疗伤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出短篇小说《伤痕》，拉开了以文学治疗“文革”创伤的序幕。
疗伤的方式不尽相同。《伤痕》（卢新华）、《班主任》（刘心武）、《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等“伤痕文学”采取“控诉”的姿态，用回忆的形式描述普通人蒙受迫害与欺骗的往事。这类作品应合社会的悲情宣泄的需要，一时蔚然成风，虽然几乎没有任何美学的提高，却担当了整个社会的心理治疗师。
《波动》（赵振开）、《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写于“文革”期间，却在此时被社会阅读，它们在追问“信仰为什么走向虚幻与崩溃”，宣告着青年知识分子对旧体制的思考与叛逆。这是八十年代“再启蒙”的滥觞之作，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欢迎。
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许多被打倒批臭的老作家重新出场，他们被统称为“重放的鲜花”，对“文革”的追叙自然成为他们抒写的主旋律。这批作品的特色之一，是将饥饿、侮辱与磨难都归结为奸佞之徒如“四人帮”的作乱，如《月食》；特色之二，是重拾五四一代的启蒙话题，反思“国民性”的弱点，如《陈奂生上城》；特色之三，是对苦难的赞美，在描写苦难过程中完成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重塑，如从维熙与张贤亮的“大墙文学”。这类书写，主要批判过去而不指向未来，采用了民间习见的忠奸模式，容易被大众接受，加上老作家的影响力，成了这个时期的主流。
同样，“知青文学”试图安抚一代人的焦虑。一批人的青春被消磨在无意义的上山下乡之中，他们却又试图为这段青春寻找意义。于是，梁晓声、史铁生、张承志将“自然”和“民间”变作了自己的图腾，以此来证明“青春无悔”。
总之，人们忙着控诉、求告、抚慰，几乎没有人愿意在遭劫之余再将自己送进忏悔的深渊，于是，文学变成精神的麻醉药与止痛片。但另一方面，在思想界各领域都还不曾松动的时节，文学承担了用叙事划破夜空的使命。大型文学期刊的创立——尤以《当代》、《收获》、《十月》、《花城》等“四大名旦”影响最大——每期销量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作家轻易成为社会追捧的文化英雄，正象征当年文学特殊的社会地位。
第二章 先锋
八十年代是最热情澎湃的年代。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各个领域都春潮涌动，春雷乍响。文学仍然是精神生活的先头部队，一马当先，泼喇喇一波波冲向旧思潮旧文化的壁垒。一切，都仿似在重演6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
当年是“文白之争”将新文化推到公众眼前，这次，思想的翻腾仍然呈现为形式的革新。从“文革”时代的“地下诗歌”发展而来的“朦胧诗”，宣告了对旧的美学话语的挑战。食指、芒克、多多、北岛、舒婷、顾城成为新文学的旗帜。对个体精神的强调，“怀疑”和“否定”以及某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有人斥为“让人气闷的朦胧”，有人誉为“新的崛起”，结果是这场运动奠基了当代诗歌的主调，后来者高呼着“PASS北岛”，继续着语言实验与精神掘进，诗歌远离了公众甚至知识界，却在自己的疆域中自足地发展着。
为了背叛“假、大、空”的创作原则与僵化的叙事话语，小说分兵突进，一路人马树起“寻根”大旗，凭借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学理引进，还有拉美“文学爆炸”的成功示范，冲破阶级革命话语，直闯民俗采风与传统重审的处女地，其背后却是不可按捺的现代化渴望与第三世界在全球化前景中的身份认同。代表人物如郑义、李杭育、阿城、贾平凹、韩少功、莫言、刘恒，“知青文学”的班头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也前来会师，加上邓友梅、冯骥才、汪曾祺……这些人马构成了文坛主流的大半壁江山，直至今日。
另一路人马继之而起，从法国“新小说”与叙事学理论中借来资源，专注于语言实验与形式探索，被冠名为“现代派”或“实验小说”。看起来这是回归文学本体的尝试，暗地仍然是现代性的召唤——“中国要现代化，就要有现代派。”既有老将王蒙、谌容的号召，也有新秀刘索拉、徐星的发难，呼应者如马原、格非、孙甘露、扎西达娃，个个名重一时，手法越新颖，语言越晦涩，越能引起文学界的注目。
终于，物极必反，读者再也受不了这种呓语式实验与叙述圈套的折磨，纷纷改去追捧《读者文摘》（后改名《读者》）的温情与《故事会》的通俗。这让凭借实验性写作声名鹊起的一部分作家幡然醒悟，余华、苏童、叶兆言一转身成了“新历史小说”的主力，在对历史的重新叙述中结合传统叙事技巧与现代怀疑精神。
此时“文化热”渐渐退潮，大众逐步从“文革”延伸出的意识形态狂热中清醒过来，现代化仍很遥远，琐细的生活烦恼着每一个普通公民。他们需要代言，需要在调侃和反讽中审视自己的生活处境。《烦恼人生》（池莉）、《风景》（方方）、《一地鸡毛》（刘震云）应运而生，“新写实小说”标榜“零度情感”，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慨叹中传达着普通人的无力与压抑。
生活并不因逃避与冷漠而摆脱政治的阴影，在旧的崇高被证明虚假、新的崇高又无补于事的当口，“躲避崇高”的王朔顺理成章地成为读者的宠儿。他对体制没有根本性的冒犯，可他让一切的宏大叙事都显得如此可笑，他甚至让犬儒哲学都裹上一件“酷”的外套。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太需要王朔这样的姿态了，疗伤的方式从反思变成了躲避，“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谁不愿意站在多数那一边呢？
第三章 世俗化
1989是电影界“王朔年”，四部改编自他的小说的电影同时上映。1990年王朔领衔主创《渴望》，为文学界打开了一扇世俗化之门。
1992年，王朔等人的“海马影视创作室”正式注册，旗下包括苏童、刘恒、池莉、刘震云等知名作家；同年，作家张贤亮出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属下的“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戏剧家魏明伦自组“魏明伦文化经纪公司”自任总经理。市场经济来了，作家文人大规模“下海”的序幕就此拉开。
1993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新年钟声刚过，“陕军东征”就跃上各大报的版面，这是文学作品第一次以集团性形式推出，成效相当不错，给我们留了一部被高估的《白鹿原》，和一部被低估的《废都》。
《废都》的卖点是“一百万元稿酬”和“此处删去多少字”，以及大量性描写。这让一向视贾平凹为“严肃作家”的评论家和读者非常愤怒，纷纷质问“作家的责任感到哪里去了？”愤怒蒙住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见《废都》里叙写的知识分子虚无与物欲交织的压抑态是多么真实，“废都”隐喻精神之城坍塌的预言是多么准确。
新的交易方式炫人耳目。1993年1月，上海一批作家、编剧签署了“931”约定，规定了签约者关于编写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的最低要价；9月11日，“’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开幕，800多名作者逾7000万字的文稿参加竞价。作家霍达的电影剧本《秦皇父子》以100万元成交价创下20世纪中国文稿卖价之最。
关于文学的商业模式在引进与成型中。9月28日，《当代》杂志社编辑周昌义等五人，以“周洪”的集体笔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中国第一张“作家卖身契”。合同规定周洪须保证每年为出版社提供一套畅销书。10月18日，周洪又与香港梁凤仪的勤＋缘出版社签订了内容相似的合同。
这些细碎的往事，如今已很少有人记得，当年却让无数人由此觉得“文学”两个金字正在经济大潮的冲洗下急剧褪色，关乎人类精神的产品也进入了自由贸易集市，这颠覆了1949年以来的文学经验。
1993年的最畅销小说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部全无文学价值可言的作品的意义，在于向新兴的文学市场展示了何为“畅销元素”：异域、性与成功。如今看来匪夷所思又意味深长的，是评论界面对这部作品的兴奋与慌乱，有人急匆匆地把它看作“当代文学的开拓”，甚至说“我们未来的文学应该从这部作品开始”。
如果嫌上述叙述不够明显，不妨再加上一桩。这一年10月，顾城在新西兰杀妻自杀。消息传来，辩护者仍然试图将之描述成一个精神事件，但反对的声音更大：诗人杀妻也是杀妻，正如作品买卖也是买卖，文学不再享有任何豁免权，它就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一背景下，陈染和林白的走红显得暧昧，她们是因女性私人叙事对抗男性宏大叙事得到认可，还是暴露隐私满足读者窥视欲而大获成功？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结论。而她们的后辈卫慧、棉棉的商业佳绩似乎相对明朗，触犯禁忌被证明是屡试不爽的市场良方。同时代的“新都市”（邱华栋、何顿、张欣）自不例外。而到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是匠心独运的杰作还是别有用心的畅销书，当属独得10万元“大家·红河文学奖”的《丰乳肥臀》（莫言）。
第四章 新世纪
在新世纪到来前，“江山”确实已然定格。那个以作协为主导，以刊物为战场，以评奖、定级为激励机制的“纯文学”或曰“国家文学”体制，的确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因为它已经没有了新的驱动力，没有了新的更新资源。八十年代成名的那批作家，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就是这个体制能达到的高度。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文学格局变化可以用一“缩”一“胀”来描述。“缩”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日益边缘化，文学已经很难借助自身的力量或业内人士的运作引发社会的关注，创造合理的收益；“胀”则指的是文学因素藉由大众传媒、出版、影视、广告等主流媒体的运作，外扩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意义“文学”的边缘化，与文学因素的急速外扩，很容易被解读成文学的转型，但事实上，这一切只是新的社会条件下的资源再分配与生产—消费机制的重组。
不必麦家出面宣布，新生代早已另立山头。“青春阅读”凭借巨大的消费力睥睨“纯文学”，韩寒不加入作协，郭敬明加入作协，市场格局没有任何改变。
新世纪的公众不看文学作品了吗？是的，很多人不再购买期刊，不再购买书籍，但是他们上网读小说，打开手机看短信，翻时尚报刊看专栏，用博客与朋友分享写作与阅读。文学确实是边缘化了，它是挣钱、消费、民生之外的奢侈品，但它并不是整体地向边缘移动，而是细碎化，许多人的生活中或许不再存在仪式化的“文学”，文学只是随手可得的快餐或貌似雅致的速溶的星巴克咖啡。
网络文学十年，当年披荆斩棘的开路者纷纷痛惜它违背了始作俑者的初衷：本来是指向自由写作与自由分享的乌托邦梦想，现在却变成写手的逐利场与出版商的养鱼塘。网络文学还没有成熟便已堕落，它以与“纯文学”全无交集的方式远离先驱们想要的思考与交流。
文学在市场的无情切分之下，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时代。各亚文化群体制造并消费自身的文学产品，也许可以命名为“大众社会的文学小众化”。这种态势最典型的表征，是各亚文化群体内部流通某种文学符码，而拒绝与其他文化群体分享同质的精神产物。亚文化群体内部形成了“作者—出版者—读者—批评者”的内循环。以作家协会及各大文学刊物、文学批评界为主体的文化群体，即所谓“当代文学界”，从唯一演变为众多文学性群体中的一个，这一群体中的固有法则、通用符码，在另外的亚文化群体中，有可能不被承认，甚或完全背弃。
曾经有人问顾彬，你有没有读过韩寒、郭敬明？顾彬的回答是：没有，中国每年出版那么多小说，一个人不可能统统都读，“我必须依靠中国同行的建议，而所有的评论家都告诉我不必读他们的小说”。
我们就这样，从封闭走向另一种封闭，从一元的一体，走向多元的一体。如果说，30年前,当代文学曾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最佳粘合剂，今天，当我们回首，我们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共同体也已经灭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