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为“讽刺北大”动怒

——读阎连科《风雅颂》

尚杰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2-09 　　　[打印]　[关闭]

    阎连科似乎每本书都惹麻烦。他刚刚出版的《风雅颂》一时又被街谈巷议，被认为是讽刺了北大。难道不是吗？书里写的“清燕大学”坐落在“圆明园南边，院里绿树参天，古楼林立”，并且有一个与北大的未名湖名字相近的“无名湖”，这里是中国“最好最好的大学”。不用猜想也会知道，这里写的就是北大。书中的主人公、中文系副教授杨科业务精良却奴性十足。学生们对中国古典文学毫无兴趣，选择课程十分功利。势利眼的还有从院系到学校的领导班子，他们昧着良心一致举手把因带领学生抵抗沙尘暴而暴露了学校环境不良的杨科送往精神病院。而杨科的妻子为了评上教授不惜与握有大权的副校长通奸……总之，凡是社会上有的丑事，这所大学全有。小说出版后，北大师生义愤填膺，尤其是事件中心的北大中文系，该系女教师邵燕君奋笔疾书，文章《由阎连科〈风雅颂〉批评某种不良的写作倾向》将作者推上道德法庭。

    我认为作者的写作动机中肯定有讽刺北大的成分，这甚至是让出版社高兴的一个亮点：拿北大说事，让读者争议，这该多有卖点啊。但是作为事件的旁观者，我认为可悲的事情就在这里——无论是写书的、出书的、被写的，还有阅读者和看热闹的，都往这个方向想。其实这样，就把知识分子的精神水平，等同于热议某某女歌星要生孩子，或者又和哪个男人传出绯闻之类的“追星族”了。

    一个人写作，为什么写是一回事，而写出来的效果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不一致往往被人们严重忽视了。当然，也被《风雅颂》的作者、“被写的”北大师生们、出版社、读者、看热闹的人们忽视了。这种精神的表面化很像围观——国人向来喜欢围观而不去多想一下是否值得围观。

    文学有指桑骂槐的传统，就像官府有文字狱的传统一样。如果写作者只想讽刺，那他笔下的文字肯定只有一时的价值；如果阅读者只听到了讽刺，那我几乎可以肯定，他的认识水准、欣赏水平、想象力和理解力都有限。我们的作家、评论家几乎不思考这个问题。小说家们似乎只会讲故事或者模仿人家怎么讲故事，而评论家基本上只会就事论事——在这两种情形中，都缺乏具有“思考本质”的想象力。

    要把阎连科讽刺北大与他小说中的纯粹文学特性区分开来。阎连科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喜欢读莫言和余华的作品，是因为他无论如何也学不来这两人的文字风格。要看阎连科的作品是否成功，首先要看他是否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的文字特性，也就是品他作品的味道，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精神气质一样。就此而言，阎连科的《风雅颂》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是有自己的语言特色的，我指的是“荒诞特色”。如，他小说中的对话一律都用间接引语，把真正在场的对话和当时心里所想混淆起来，似乎完全不分彼此，使叙述者的身份混乱。类似“我问她（杨科质问与副校长通奸的妻子）为什么年纪那样大，反而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呢？”这样的句子，会使我们觉得，“我”以轻飘飘的口吻陈述相当严重的事情，不把那个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太当回事儿，从而烘托出作品中的“我”背后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超脱的“我”——非常冷静不动声色的“我”，这正是被评论者称为“荒诞风格”的东西。或者，说他的陈述风格是“荒诞的”并不准确，因为真正荒诞的事情在于真实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以突然中断的方式连接起来的。

    《风雅颂》

    阎连科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