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这是深圳政府如今在城市里打出的宣传标语。
建设公民社会，某种意义上在深圳已经成为共识。这里许多民间观察人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这里已经率先从内部滋生出一种力量，一种推动它迈向公民社会的力量。而深圳官方，也适时地有所呼应。市长许宗衡2006年即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出深圳正向公民社会转型；今年，深圳更是将“公民社会”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有人说，“深圳这个地方首先生长观念，其次才生长高楼大厦。”这里诞生、培育和输出了诸多观念，也许这一次，有一个观念就叫做“公民社会”。
一个人可以怎样参与他所在城市的公共事务？不同城市的人也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深圳人的答案往往能拓展你的想象。
比如，这个城市里有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的CEO，和他手下两名财务分析人员，怀着某种“天真”的理想，试图去了解“政府花钱的秘密”，接连向十几个地方政府和十几个中央部委发去申请，想查看预算案。
这个在许多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举动，竟然在今年5月得到了历史性的回应：深圳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将那本粉色封面、厚约300页的《深圳市本级2008年部门预算（草案）》从资料室调出，摆在这3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的普通公民面前。
三人用数码相机将这本16开的大书从头狂拍到尾，回去做出一份有趣的评读报告，不仅对他们所在城市的政府预算评头论足，指出其中种种不足，还把它公布到他们的网站上广而告之。
“至少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深圳市是全国第一个向公众公开本级部门预算的城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这三位自称“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人士说。
上个月，北京一位读者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故事时，忍不住惊呼：“原来还可以这样！”
这就是深圳。如果你曾经了解到，这座城市里有过一个叫李红光的中年女子，自掏腰包1万多元，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推销”她收集的12条有关公共事务的建议；如果你曾经听说过，有位叫林敬成的年近六旬的市民，连续10多年里写信给市长，提出自己琢磨出来的治理深圳河污染的方案；如果你还听说，几年前深港之间讨论两地边境河套地区开发时，这个看起来跟普通市民关系不大的话题，不仅吸引了一位巴士司机的关注，他还就此写出一本书来；或者你很可能已经知道，还有一个卖高尔夫用品、名叫邹涛的商人，先是发起“万人不买房”运动，号召市民持币待购，对抗炒家，后又发起万人团购运动集体侃价买房的事情，那么，也许你就不会再对深圳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方式感到惊讶。
“在深圳，关注这个城市发展的人太多了。”一位叫呙中校的知名深圳观察人士说。
就在几年前他还觉得深圳人每天忙忙碌碌就只为挣钱，但现在他发现，这个城市“主体公民早已经跳出了最初对物质追求的时代”，开始自觉关注城市公共事务。一个“新深圳人”群体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正在形成，而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个城市迈入公民社会的征兆”。
“深圳主义者”
呙中校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位曾经的证券咨询公司分析员，在2002年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要继续留在当时颇显冷清的深圳证券业发展，甚至还要不要留在深圳。他决定用实证来解决这个有关个人前途的困惑。他本打算写一篇理论性文章来分析一下深圳的金融证券业发展，结果最后写出来的却是一篇洋洋万言探讨这座城市命运与走向的雄文：《深圳，你被谁抛弃？》
这篇署名“我为伊狂”的网文在这座城市里引发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关于深圳未来的讨论。经由当地一家媒体牵线，这位小分析员在2003年初跟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平等”对话。
这种主旨宏大看似与个人切身利益不大相关的严肃讨论，在深圳这个城市绝不曲高和寡。也因为这篇网文，呙中校结识了同道，一群“深圳主义者”。
这些人聚集在一家叫因特虎的BBS上网议深圳，这里几乎搜罗了所有关于深圳的资料和讯息，探讨有关深圳各行各业发展的话题。
从2004年底开始，连续4年里，因特虎集合虎友们网上网下的议论，每年推出一本“深圳报告”。从此深圳有了两个版本的城市蓝皮书，一个由官方智囊深圳社科院出版，另一个便是这份因特虎系列报告。深圳也因此成了中国内地唯一一个诞生出民间版蓝皮书的城市。
报告纵横捭阖地探讨深圳的区域定位和发展战略，也探讨这个城市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城市化、治安困境、人口问题、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等等。这样的报告一经面世，竟然畅销深圳各大书店，一度还登上了深圳书市排行榜。
随后，从2005年开始，因特虎每到深圳“两会”前，就召开“深圳圆桌”会议，召集官方和民间学者，对政府施政进行点评，提出建言。
有人戏称，因特虎的这些活跃分子们，“操心”的是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操心的问题。但因特虎的创始人老亨则说，“关心深圳，其实更多是从关心个人命运开始”。
这个湖南人1997年来深圳发展时，一些深圳人已经开始迷惘，要留在深圳，还是去别的城市寻找机会。为了跟老家的女友说清楚到底深圳是什么样，这位硕士研究生开始研究这个城市，收集一切关于深圳的资料。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给自己一个解释：“我的选择对不对？这个城市将会往哪个方向走？它还会有什么样的机会？我把自己的一辈子放在这里是不是值得？”
2001年当他掏出两万元钱创建因特虎网站时，只不过想把它办成网上文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此前收集的有关深圳的资料都贴上去。他那时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他有一样的困惑。
果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到这个BBS，从最开始仅仅提供资讯的文摘，到虎友之间互相碰撞生产出的观点和创意，直至上升到某种学理性的探讨，一个“发酵”的过程产生了。现在，因特虎给自身的定位是：要做立足深圳的民间智库。
眼下，这个严格进行会员筛选的网站已有注册会员8000多人，绝大多数都有高等学历。“是一个对这个城市的未来说不清看不明，又有时间和精力，需要对社会事务发表自己意见的群体。”老亨说，“深圳虽然没有供西赛罗演讲的广场，但网络就是广场。键盘啪啪地敲，就像是西赛罗在海边用小石子练舌头一样。”
在一位叫周晔的研究者看来，这群活跃的网上议政者，“已明显具有了一定的内在社会责任感和自主参政、自觉参政意识，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公民意识的觉醒。由他们开辟出来的议政渠道也体现了一定的‘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特征，表现出一种向成熟公民社会靠拢的趋势。”
老亨则把他们叫做“知识市民”。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各自拥有知识专长，在这块拥有中国最发达市场经济的土地上，他们经济独立，更少行政束缚，某种意义上也更能“思想独立”。
“不错，是知识市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位剃着小平头的“深圳主义者”说。他们大多已经不同于这个城市早期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并非想赚一票就回老家，而是要在这座城市安家扎根，因而关注这个城市何去何从。他们“有表达能力，乃至有研究能力”，但更多的，“不是为别人献策，而是为自己谋出路”。
“基于捍卫私产而产生的民主诉求”
富裕的深圳显然不仅仅只有财富。从1980年划为特区开始，伴随着近30％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个新的阶层在崛起。
“这里正在形成的最强大的力量，很可能是悄然扩大的中产阶层。”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底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这儿（中产阶层）的密度可能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其它城市的人们还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时，这里已经林立起商品房小区，在全国第一个引进了“物业”的概念，也最早出现了“业主”群体。1991年，这里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业主委员会。许多深圳人将多年的积蓄转化为房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城市会率先出现风起云涌的“保卫私产”行动。
一位叫邹家健的业主，从1998年买下一处房产后，便因为小区电梯等种种问题与开发商交涉，从向政府部门写投诉信到干脆自办业主维权网站，再到高票当选所在小区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主任，还在2001年开全国先河，带领业主们自主投票表决，按程序一举炒掉了开发商指定的物业管理公司，使得“谁开发谁管理”的行业规划不得不宣告破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年后《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
当一个叫凯丽花园的小区居民发现，由于属于集资建房，按当时规定，他们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只有30年时，他们迅速自发组织起来，推选出一位叫吴海宁的业委会主任。这位主任在1998年到2001年的3年间前后组织业主委员会召开了数十次工作会议，屡次奔走，最终促使有关部门修改政策，为这些业主们补办了70年期限的房产证，随后，深圳开始大面积解决历史遗留的集资房房产证问题。
一条旨在解决交通拥堵的快速路，原本在规划中要穿过一个叫丰泽湖山庄的住宅小区，结果导致数百名业主为此集体上诉、抗争，最后，政府作出让步，将该快速路丰泽湖段改为下沉式设计，为此增加经费1亿多元。
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业主维权”在深圳成为潮流。有两个深圳人2004年出了一本《业主维权手册》，全国发行，据说被称为“业主维权第一书”。
“市场经济给予我合法的财产，我决不屈服。”邹家健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有意思的是，这位维权活跃分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诉求。2003年深圳市进行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他制作了一份简单的竞选海报，张贴出去，上面写着——请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另选他人”一栏里请直选：邹家健。
“如果我是人大代表，就可以直接通过提交议案的方式反映业主的呼声。”他对媒体解释他的动机。
那一年的换届选举中，类似邹家健这样的业主维权活跃分子，有数位自荐参选区人大代表，其中包括吴海宁。
有评论者称，“这就是基于捍卫私产而产生的民主诉求”。
“民主自觉”
事实上，2003年的换届选举，深圳攫取了全国的目光。据不完全统计，包括这几位维权活跃分子在内，这个城市那一年共有12名“自荐候选人”参与竞选。尽管最终只有2人当选，但并不妨碍有媒体将其称为“深圳竞选风云”。
而罗湖区一位48岁的高级会计师肖幼美更是贴出了深圳人大代表选举史上第一张竞选海报，轰动一时。
据说，选举结束后，很快就有全国人大相关官员专门赴深圳调研这里出现的“选举新现象”。
这就是深圳。一位观察者称，这块被市场经济滋养多年的土地，较早地涌动起一股“民主自觉”。
深圳一位非常知名的现任市人大代表杨剑昌，据报道从1995年起，每年市人大开会，他就作为旁听的市民代表，连续5年都第一个赶到市人大会堂报名旁听，直到2000年自己正式当选为市人大代表为止。当上人大代表后，他每年都提出许多提议案和建议案，比如2008年“两会”，他一下提出至少40个建议，被媒体称为深圳的“议案大王”。
从2005年开始，杨剑昌开设了全国第一个人大代表个人接访室，把每月第一周和最后一周的周三设为固定的接访日。据说找他反映问题的市民常常爆满，有时还要排队。
很难想象，在深圳最受欢迎的个人博主，不是明星，而恐怕要算一位叫杨一平的市政协委员。从2006年3月与几位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起开博以来，至今在深圳主要网站之一的深圳新闻网上，杨一平的博客以近50万的点击量名列第一。
“这主要是因为我讲出了心里话，说的都是百姓最关心、最实际的民生问题。”这位律师这样解释他受欢迎的原因，“千万不要说官话、假话、空话、套话，那样的博客没人看。”
去年深圳市“两会”召开前，杨一平将他呼吁公交降价的提案贴到他的博客上，并在此后的时间里就这一议题发表了数篇博文，结果从网上到传统媒体掀起了一股讨论公交降价的热潮，用一位知情者的话说，“他俨然成了网上领袖，真是一呼百应”。有媒体描述他去参加由市政协组织的向政府各部门问政的活动：他“刚出现在市政协大堂，就被记者团团围住”。
在这股舆论热潮的推动下，政府对公交收费标准进行了调整。而这位政协委员自己则宣称，“我不愿意做一个花瓶和摆设，也不愿意做一名碌碌无为的看客。”
今年，他在博客上又贴出了关于推进代课教师同工同酬的提案，至今在深圳新闻网的博文点击量总排行榜上仍雄踞第一。
“公民社会”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有意味的是，在深圳，杨一平这样的行为竟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来自官方的认可。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承认，“他跟政府较的劲儿，挺让人钦佩的。”深圳当地半官方性质的网络媒体协会，不仅授予他“最佳博文奖”，还让他在颁奖会上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而坊间有传闻，据说这位政协委员可是曾经公开拍着桌子批评过市长的。
这就是深圳。“我们原来习惯在万岁声中执政，现在要习惯在骂声中执政。”深圳市一位领导这样表示。
民间观察人士呙中校认为，“新深圳人”这个群体的出现可能会给政府提出一个崭新的课题，面对民间自下而上涌现出的这股新改革诉求，如果深圳政府能够响应和驾驭这一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深圳市政府已经在这一方向上有所探索。
2006年，市长许宗衡就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称深圳正由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他表示，“深圳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比内地一些省市更早进入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法治意识、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都在转变”，而要实现向公民社会的转型，“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的转型。”
这种转型体现在政府的某些行事作风上。著名的民间议政网站因特虎曾获得市委宣传部颁发的“2005年度深圳市优秀网站二等奖”。深圳市有关主要领导曾在公开场合提到因特虎，认为它的存在对深圳是一件好事情。一位副市长甚至表示，自己也是一名虎友。
据因特虎创始人老亨透露，当以独立民间立场出版的第一本“因特虎深圳报告”面世后，政府各部门竟采购了大约3000本发下去。及至第四本报告，市政府干脆直接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资助10万元。
据说每年政府报告出台前后，市政府都会组织咨询座谈会。因特虎的核心成员几乎总在邀请之列，不过，“我们要收出场费的。”老亨笑嘻嘻地说。
在深圳，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向人大提交审议之前，还特意向市民代表征求了意见。“政府工作报告要怎样做？市长要听老百姓的！”一家当地报纸在相关报道中写道。
市长许宗衡在3月21日这天，揣着一红一黑两支水笔和一支铅笔，还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与通过媒体征集来的17名市民代表团团围座，听取意见。后来，多位市民代表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有些意见竟然真被政府工作报告采用了。
此前，2006年和2007年，当地一家媒体都曾在深圳“两会”期间专门开辟“有话问市长”栏目，通过网络和电话、传真、短信平台收集市民提问，整理后交给市长们。据称8位市长也是“高度重视”，“亲自就市民关心的重点问题一一回应”。
尽管看起来，“公民社会”在深圳官方话语中也许还只是初步探索，但这一观念已然在这个城市落地。正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所言：“深圳这个地方首先生长观念，其次才生长高楼大厦。”
大概鲜有地方政府会像深圳市政府这样，将“公民社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通过人大审议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公民社会”的，有两处。
自治样本
葛明是负责将“公民社会”落到实处的众多深圳官员中的一个。
这位市民政局的副局长相信，“改革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在经济体制上是这样，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上也是这样。”在由他负责的社会组织管理这一块，他所说的创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松手”，即让社会组织自主成长，发挥自治功能。
他目前的职责之一，便是“要像孵化高新技术产业一样来孵化社会组织”。今年11月初,这位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深圳政府将为社会组织最大可能地“让渡出空间”，培育社会自治能力。
“只有弄好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位瘦削的官员强调。
政府“松手”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目前这个城市近200家行业协会商会都已经完成了民间化改革。原本在协会里兼职的政府各部门副职都统统退出，政府与这些组织确立起“新型关系”，即“双方都是各司其职的法人，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让这些行业协会商会完全实现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主会务。
也许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因为有了这样的氛围，这个城市能够出现一批全国瞩目的行业自治标本，比如深圳市律师协会。
在2003年7月的市律师代表大会上，律师们提出，律协会长不应再由司法局指定，应当竞选，而且要差额选举理事。破天荒第一次，大会修改选举办法，让候选人们上台发表竞选演说。结果，律师代表投票下来，原先的会长（司法局的副局长），在理事的选举中就已落选。
一名叫徐建的资深律师，在竞选演说中，提出深圳律师行业的十大工作主张，战胜另一位资深律师，以绝对优势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律协“民选会长”。据徐建说，此前他从没有行使过选举权，但在那天下午，他生平第一次投下庄严的一票，并且是投给自己。
他没想到的是，“民主这把火”让他当选会长，却也在一年后让他遭遇“弹劾”。2004年7月的律师代表大会上，有60名律师提出了对他的“罢免案”。罢免案焦点主要集中在质疑徐建主持的理事会，未经律师代表大会决策，就动用律协千万元“家底”购买律协新办公楼。
“直选是民主，罢免也是民主。”他的反对者说。
尽管罢免案最终被宣告无效，但买楼争议和罢免风波一下让律协原有的章程暴露出种种缺陷，此前的制度设计遭遇到现实的挑战，比如，重大事项决策应该采用怎样的程序？对会长如何监督，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行罢免？
面对这些挑战，深圳律协进行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修改这个协会的“宪法”。
在徐建的两年会长任期内，协会章程八易其稿，从原来的5000字扩充到1万1千多字。新章程中，对会长罢免程序予以详细规定，设立监事会对会长进行监督，对律协预决算未通过的后果责任做了规定。甚至还规定，倘若会长的工作报告未获律师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全体理事会成员包括正副会长应立刻辞职。
深圳律师目前早已有了第二任“民选会长”，而这部协会“宪法”也依旧在持续的完善中。徐建提出的下一步建议是取消代表大会，让全市5000多名律师彻底直选，真正做到“民选、竞选、直选”。他还设想，理事要分选区选举，副会长人选由会长提名组阁，而在竞选中被“PK”下来的会长候选人，则担任监事长，“让他带着‘仇恨’去监督会长”。
尽管徐建竞选时提出的十大工作主张在其后几乎都一一兑现，但他却认为，自己在任最大的“政绩”是完善章程。“制定了一部能让坏人进不来，好人变不坏的家法。”徐建说。
在2005年的换届选举中，三位会长候选人已经不仅仅只需要发表竞选演说了，他们一起坐在台上，面对着台下数百名律师代表，互相挑战、对辩。
如今，徐建只是一名普通的律师代表，“我坐在台下，该看他们表演了。”这位昔日的会长说。
在律协经历这一系列事件和风波时，协会原来的“娘家”市司法局并没有插手，而是“放任”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徐建相信，深圳数千名从业律师正在“搞一个社会实验”，“一块民主法治的试验田”，而这个试验中所形成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为政府和党内的改革提供借鉴。
“还权于民”
当深圳的律师们在参与这一实验，当众多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实践自治时，这个城市的794个居委会也开始尝试自治。
过去被当作“政府一条腿”的居委会，近几年已经逐渐将加在它身上的行政职能剥离掉。“政府的工作由政府来做，让居委会还原它本来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的面目。”市民政局社区建设处处长邓小敏说。
来自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居委会换届选举，深圳严格按照一人一票进行居委会直选，直选率已经高达约93％。
居委会主任从政府雇员变成了“民选主任”。他们过去曾领着政府发给的“足以养家糊口”的薪金，现在每月只有数百到千把块的补贴。现在这个职位，也从过去的一份工作、一种职业，变成更多是一个公益性头衔。
而这项改革的核心，用来自市民政局的说法则是：“还权于民。”
“政府自身的界限进一步明确，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而让社区的力量成为社区服务的生产者。”深圳大学教授唐涓评论说。
但即使是这样大规模的直选，仍有深圳市民并不满足。邓小敏总能接到来自那7％暂时不能实现直选的社区居民的电话，问：“为什么我们不直选？”她也总是不断接到市民来电询问怎样参选。甚至，还有人特意从外地坐飞机赶回来投票。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很软的肉”
“深圳人公民意识比较强。”在深圳采访，从官方到民间，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这样评价。
除去热衷公共事务，深圳人的公益精神也同样为人们津津乐道，一如当年人们谈论深圳人的改革闯劲和赚钱热情。
事实上，这个容易被人形容为“物欲横流”的城市，目前拥有17万名注册义工、60多万名项目义工，是全国首创义工联的城市，也是全国人均义工比例最高的城市。这个城市还拥有全国第一部关于义工的法律《深圳义工条例》，设立了全国首个“义工节”。
在深圳，有近半数在这个城市生活过的人参加过义工服务。他们身穿红马甲，用微笑沟通、互助并且助人。甚至有人说，“深圳的表情就是义工的微笑”。
这座曾被人认为缺少人情味的城市，有着数以十万计的定期捐血者队伍，曾在全国最先实现医用血源全部来自义务献血。
有一群闯荡深圳如今已经“衣食无忧”的人，通过一个叫“爱心特区”的论坛聚集到一起，几乎每到周末，他们都会上街，带着各种乐器吹拉弹唱，向市民募捐，他们戏称为“站街”。
这群网友4年里共募集200多万元，捐助了43个受助者，此外，他们还资助了670名中小学生和20名大学生，由他们募集并捐出的衣物超过两百万件。
“每个人心头都有一块很软的肉。”“爱心特区”的核心人物八分斋说。只不过在深圳，许多来这里闯荡的人都经历过打拼的艰辛，“这块肉”更容易被触动，更愿意向不幸的人伸出援手。
这座城市同样有一处柔软的内心。曾有一个名叫沈茜的大连女孩，身患绝症后决定捐出眼角膜，并留下遗愿，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埋葬在深圳。因为，在这个国内捐献眼角膜数量最多的城市，有三棵百年榕树被命名为“光明树”，树下埋葬着一群捐献角膜的人。他们没有墓碑，只是在每株榕树的树坛上刻着几行小字，以资铭记：
“安息在这棵树下的人，是一群自愿将眼角膜捐献给他人的先行者，他们用无限的光明，延续着有限的生命……”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
28岁的特区深圳依然保持着经济上的优势，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24870元,继续居内地大城市首位；人均GDP在内地大城市中率先突破1万美元，达到10628美元。
伴随着财富的增长，一种内生的需求也在滋长。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把这样的期望寄托于深圳：“深圳要突破平庸和迷惘思想的包围，开拓现代化公民社会的新境界。”
深圳也似乎正萌生着这样的希望。在高档社区云集的华侨城，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隔壁，上千名学生正在一所叫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的校园里，接受“公民教育”。
在这所公办学校里，50多岁的校长李庆明致力于“在课堂上渗透公民意识”，向下一代推行他的五大公民教育主张，即公民人格完善、公德基本伦理、公益服务精神、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
只要有可能，这位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且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因为他要用行动告诉学生，什么是平等和尊重。
他认定，在这所学校里进行公民教育探索，将为孩子们走向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开启一扇门”。
“我们会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质。但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当一个好公民。”李校长用轻快的语调说。
深圳官方和民间的许多人士都相信，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正开始向一个公民社会迈进。28年前，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如今，这位老人的塑像就伫立在莲花山上，穿着大衣，注视着这个城市前进的每一步。
今天，在他正前方的山脚下，是秉承“市民共享”理念设计而成的市民中心，那里有不建围墙的市政府，有便捷的行政服务大厅，有10万平方米的市民广场，政府办公和公众活动相融并存。
在他身后，一条马路之隔的莲花北社区里，借用紧临北环大道一幢公共租赁房的墙体，这个城市打出了一条巨幅广告标语。上世纪80年代，深圳曾让“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响遍全国，这一次，在那幅蓝绿色的广告上，打出的是：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