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慢”了
一位深圳资深媒体人曾抱怨：“我都烦死了，外地人一说深圳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深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是个挣钱的地方，它更是深圳人的‘家园’。”
从早年的“速度深圳”到其后的“效益深圳”，再到今天的“创意深圳”，这座曾以“速度”闻名的城市，现在确实“慢”下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漫步深圳街头，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这里居然如此之“慢”。随处可见的街心公园里，有悠闲遛狗的老人，也有放着风筝的孩童，还有穿着牛仔短裙的女孩，三五成群地坐在草坪上聊天。
即便在印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大标语牌下也是如此。27年前，当这句口号首次被“蛇口试管”的缔造者袁庚提出时，“快”几乎就成了深圳的代名词。
最近的一个早上，这幅标牌孤零零地矗立在蛇口工业区的微波山下。一个身穿红色T恤衫的年轻人头也不抬地穿过它。当被问到是否知道标牌上那句口号时，这个24岁的男子一脸迷茫：“我常从这里过，还真没注意过。”
而今在这座城市坐标的横轴——深南大道上——则出现了另一句话。那是一幅名叫“慢城”的楼盘广告。上面房主翘着双腿在躺椅上喝酒，眼前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青山，脚边卧着黄白相间的大狗。这块高达3米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慢是一种昂贵的奢侈”。
这真像一幕情景喜剧，一切都不可思议地颠倒了。这座“一夜城”原本不该有慵懒的气息，不该放缓脚步，甚至也不该发生任何与“慢”近似的关联。
这里曾是“快”的天堂：1984年，160米高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叫响全国；同一年，这座城市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深圳大学68000平方米的建设；去年，这个昔日的南方小镇又成为中国首个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的城市……
但如今，这个改革的急先锋已经不再简单地追求速度，而是更加注重效益：它率先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针拨慢了5年，从2005年推迟到2010年；它首次公布城市文明指数，其中引人注目的“幸福指数”包括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医院床位数和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它提出打造“设计之都”，并在今年12月7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
这个演绎了无数速度神话的城市，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沉淀下来。正如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所说，深圳人要开创一条和谐社会和效益社会的发展道路，创造一个“人性化”及各阶层和谐的社会。
这里曾经风驰电掣
那句震惊全国的标语，最初是用圆珠笔写在一张32开的白纸上。那是1981年3月下旬,袁庚希望为建成不久的蛇口工业区“搞一点精神上的东西”。当时，国家正在提倡“五讲四美”，不少地方组织文明商店活动，甚至组织上万人打扫马路。但袁庚表示“不想搞大话”，而是提出具有蛇口特色的口号。
在一次办公例会上，他从深灰色的西裤口袋里摸出了那张白纸，展开念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之后，这些话的前两句被制成一人多高的宣传板，竖立在工业区指挥部的大楼前。
这两句话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指责这是宣扬拜金主义，还有人批评蛇口人要钱不要命。一个月后，袁庚命人悄悄把标牌取下。他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开玩笑说：“写这标语时，我就准备戴帽子了。”
这段曲折的故事，35岁的胡洁并不知道。作为深圳市承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营销总监，她负责“慢城”这个楼盘的广告策划和销售。
每当遇到客户参观，她会用这样的开场白介绍自己的项目：“你希不希望有个地方，能够让你放慢脚步，来静静地品味生活？”这种描绘常常引来附和：“对对，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这与胡洁16年前来到深圳的氛围完全不同。在那个年轻姑娘的想象中，这个南国城市是富有激情的冒险乐园。虽然之前并没有亲眼见到这片土地，但她期待着在这里开辟新的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展示在她面前的并不是梦想中的乐园，而是一个充满巨大压力的地方。她清楚地记得自己一个同学，哭泣着给家人打电话，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胡洁对自己说，不能走，不能这样空手回家，于是她咬牙留了下来。为了赶出一个策划文案，她曾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那个时候，真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呀！”她感慨地说。
这句话也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最好注解：仅是蛇口，就在成立之初的5年内引来90多家工业企业和20多亿港元的协议外资，工业产值由零激增到22亿港元；1985年，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媒体均以《四年国民经济总值超过过去30年总和》为题大加报道；1992年1月23日上午，第二次视察深圳的邓小平在即将离开时，向码头走了几步，又突然转过身来，对深圳领导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似乎就是个理想国。这里巨大的、几乎没有开发的资源和环境首先吸引了大量移民。最初，是一眼就看得到的土地。1983年，一个叫尚志安的湖北人，闯进深圳市政府说：“给我政策，不要市委一分钱，就能在荒山野岭的上步开辟出一个工业区。”
他首先向银行贷款2300万元，然后不等房子建成就开始预售，拿了预付款再去建房子。1983年，深圳第一个工业区上步工业区建成——17幢标准厂房，3幢职工宿舍，l幢管理大楼，1座仓库，还有餐厅、变电站和运动场等一批设施，竣工面积达21万平方米。
这一年，一个叫王石的年轻人也搬到这里。他本来的计划是待两年，挣够去美国的钱就走人。但他意外地发了笔财——直接把东北玉米倒卖到香港——一下子就赚了40万元。25年后,王石没走，深圳从渔村变成了千万人居住的大都市，他本人则成了拥有220亿美元市值公司的董事长。
从电子轻工业为主的八卦岭工业区，到机械加工为主的梅林工业区，从轻工纺织为主的莲塘工业区，到建材为主的龙井工业区，深圳迅速成长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1994年深圳GDP已经超过许多传统工业地区上升到全国第六，而工业总产值最高蹿升到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另一种微妙的改变
但这些美好的数字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产业大多是香港的加工制造业转移，深圳不过是对方“前店后厂”的理想工地罢了。随着扩大发展，生产资料的匮乏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按照前任市委书记李鸿忠的总结，深圳正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人口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中国全方位开放形成的挑战也悄然袭来。1993年4月1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深圳还能再领全国风骚吗》。其中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深圳人：以后介绍情况，不要再拿年产值300亿元引以为傲了，苏州市当年已经完成产值1200亿元；也不要拿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报道的渔民村的小康生活引以为傲了，苏州一家并不拔尖的农户，盖起了5层洋楼，并且安装了美国进口电梯。大连拿出300亿美元打造“北国的深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深圳特区10年，基本建设投入还不足300亿元人民币。
于是深圳开始改变。20世纪的最后10年,深圳在产业转型中度过：从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
1987年，43岁的正团级退役军人任正非，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用凑来的2万元创立了华为公司。2000年，这家民营企业销售额已达到152亿美元，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的首位。今年，这一数字增长到880亿元，其主要增长来自海外市场。目前在全世界有68000多名员工的华为声称自己在100多个国家有销售业务，并为全球50家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的35家供应设备。
华为对深圳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所代表的中兴和康佳等一系列高科技创业力量，已经成为深圳产业结构的主流。难怪一位市领导评价说：假如失去一个华为，深圳至少5年中在全国黯淡无光；失去两个华为，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放缓8年；失去三个华为，深圳将会沦为一个死气沉沉的三流城市。
另一种改变似乎更为微妙——在“玩命干”之余，深圳人学会了享受生活。在深圳打拼多年，胡洁发现深圳人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多么忙，每年都会回趟老家。
“虽然说看望家人是一方面，”她皱了下眉头，“但更重要的是一回老家，那股干劲儿会逐渐消失，然后慢悠悠的，非常惬意和舒服。”
这也是他们打出“慢城”这个名称的主要原因。“我们更是在提倡一种生活方式。”她拿出一本《慢格调》杂志，里面充满了小朋友在沙滩上玩耍，或者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之类的温馨场面。
“我们也早不是拼命三郎了！”胡洁笑着说。她表示自己周末也会去爬山，有时间也会外出度假等等，“尤其是那种悠闲的欧洲小镇，去了就不想回来。”
“速度”不再是单一评判标准
难怪那个年轻人丝毫没有注意“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牌。
两年前，这个名叫李涛的高中毕业生从河南来到深圳打工。对他而言，这座城市并没有想象中的节奏飞快。这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他刚刚结束了保安工作的夜班，准备到附近的“海上世界”溜达一圈儿。
“工作不忙啊，也没太大压力！”他似乎很奇怪记者提出的问题。
和他同一时间来到深圳的李维容也有同样的感受。站在高达68层的地王大厦上，这位观光解说员指着附近一栋并不起眼的高楼介绍说，那就是曾经象征“深圳速度”的国贸大厦。
这座大厦建于1984年，并以160米的高度成为国内当时最高的摩天大楼。工程师罗军东回忆，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从第30层开始，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当时香港的纪录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
“深圳速度”自此叫响。在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上，专门有关于“深圳速度”的词条，其中解释说：这是中国大陆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这个词出自 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
国贸也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地标。当时有言：“不到国贸，不算来过深圳。”还有分析人士说，这座高楼的政治意义在于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的决心。当时，舆论普遍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甚至有人把特区比作“租界”，国外则把这种大规模的建设称作“假大空”。
显然，国贸大厦打破了这些说法，尤其是它53层楼上那个遐迩闻名的旋转餐厅。对于深圳人来说，这里曾是招待外地客人最为风光的地方；但对国人而言，旋转餐厅意味着一段特殊记忆：1992年1月20日，这里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场所之一。
然而一个月前，当记者去采访国贸大厦时，遇到的情况却是，整个大厦冷冷清清，一部分处于关闭装修状态，而顶楼那个接待过数百名国家政要的旋转餐厅，开始打出了“亲民”的广告。一个在深圳生活了20年的东北人说：“现在谁还去国贸啊？”另一名导游更加直白：“没有人去国贸，那里太矮了，啥也看不到。”
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竣工，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和世界第四高楼。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把国贸大厦当年三天一层的建筑速度，提升到了两天半一层。
下一个地标在哪里？每个深圳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一名市政府官员认为市民中心当之无愧，毕竟全国很少有这样的广场提供给市民读书听音乐。深圳知名网络评论员老亨认为深港之间的一片荒地才是新地标，因为那意味着深圳未来的发展方向。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速度”已经不再是单一评判标准。2004年，深圳市提出了“四个下降、三个提高”的指标体系：即单位产出占用土地显著下降，资源消耗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显著下降，初级劳务工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下降，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显著下降。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中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中绿色GDP和循环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
“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要舍得时间，舍得投入，舍得声誉。”深圳市领导层如是表态。
旧标语牌的新注释
作为与国贸大厦相生相伴的深圳旧标识，“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牌如今已经换到第五块了。早在第一块标牌被取下后半年，袁庚又让人做了个木板，并用红漆涂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的字样，放在微波山下。
1982年11月22日，《蛇口特区报》头版发表文章《从南山到大鹏湾——各省市外贸代表团参观深圳纪行》的新闻，其中写道：代表们为一幅巨型标语所吸引，不由得停下脚步。北京市一位代表大声念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有人赶忙掏出笔来把这几句话记在本子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就是蛇口精神，也是特区建设的写照，令人耳目一新。但愿这种精神遍地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这是这句口号第一次刊登在报纸上，从此广为人知。可惜，这块木板被一个不识字的民工当成柴火给拆走了。不得已，蛇口工业区宣传处制作了一块新标牌，并最终确定为两句话。
1984年，袁庚得知邓小平将来深圳视察的消息，立即下令工程公司连夜加班，用五六米长的铁皮和三脚架重做了一块牌子，并指定放在从深圳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当周围人奉劝他慎重些时，袁庚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万一，有万一也要干！”
这一年的1月26日，邓小平来到蛇口工业区大厦的会议室。袁庚右手轻轻地按了下他的手臂，抛出问题：“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种提法对不对？”
“哦，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是块标语牌上写的。”邓小平的小女儿提醒说。
“对！”邓小平点了点头。
袁庚终于松了口气，这个颇有争议的口号，最终得到了肯定。
如今，这句话所代表的精神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位于深圳布吉一个毫不起眼的大芬村就是个例子。
一个周末的早晨，26岁的张利兵在自家三楼的画室里临摹凡·高的作品，不远处的阳台上晾晒着不少未干的画布。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自己已经临摹了2万多幅凡·高的油画，这个数字比凡·高当年亲手创作的要多得多。这些仿制品中的70％出口国外，从家庭明信片到餐馆装饰品，几乎无处不在。
在这座占地只有0．4平方公里的小村里，随处可见张利兵这样的人。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2000多名画家和工匠。和创作画作不同，大芬村采用的是流水线作业的方式临摹原创作品，然后低价销售，像是一个大型的油画复制加工厂。临摹画师们分工细致，有人专门负责轮廓，有人负责画树，还有人负责画天空。
在这里，《蒙娜丽莎》起码卖出过20万张，虽然一张只要200元人民币，但整体交易数额依然令人震惊。大芬村管理办公室主任在200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全村画作每年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左右，2005年估计可以突破1200万美元。
这种批发式流水线生产震惊了全世界。《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从罗马到加州，每个西方的艺术家都对这些东方人开始注目起来。
这仅仅是深圳市文化产业的一个缩影罢了。从2005年开始，文化产业开始成为深圳市继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和物流业之后的第四大支柱产业。据市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郭永航介绍，目前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88％以上，创造产值达465.5亿元。
如果想要把这个产业的物质外壳形象化，你一定要使自己能承受相当多数字的冲击。在中国众多的世界名牌中，有30％由深圳创造，居中国内地城市第一位。仅2007年,深圳就申请专利35808项，其中发明专利19198项，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同一年，深圳市被确定为综合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
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件设计的作品
从“速度深圳”到“效益深圳”，再到今天的“创意深圳”，如今，“创意”正在取代“速度”，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名片。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不再仅仅是巨型钢铁和玻璃结构的摩天大楼，到处充满着艺术气息的涂鸦和别具一格的设计作品。
在位于市中心的福田区田面村，你会领略到这个城市“创意”的一幕：一排排红色墙面的高楼大厦之外，坐落着10栋灰色建筑，其中一栋墙壁上还用数万片不锈钢金属片，组合出来四个4米多高的名人头像，他们分别是达·芬奇、爱因斯坦、爱迪生和贝聿铭。
据深圳市灵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帅兵介绍，这些大师依次代表了艺术、创造、技术和设计。作为这个名为“设计之都”的创业产业园区投资人，她负责建设和运营这个本地的文化产业项目。
她难忘第一次来到田面村看到的场景。那是2000年年初，田面村还是一片工业区，主要租给来自香港的“三来一补”制造商，生产服装、鞋帽和玩具等。
“就好比一个大杂院，有满是油烟的大排档，叮当作响的修理铺，污水横流的洗车场。”向帅兵回忆说。
提及这里的卫生情况，在附近打扫卫生的张老汉也抱怨不已：“那个时候垃圾很多，有些打工妹，一边吃瓜子，一边把皮儿往地上扔。”
更早之前，这里是一片农田。一位当地老人向记者介绍道，这里过去种植着水稻、甘蔗和香蕉等农作物。“穷啊，那个时候我们很穷。”她颤巍巍地说。
但向帅兵看中了这块地方。2007年，她投资上亿元，和区政府合作把这个城中村改造成为产业园区。“我们成功实现了从‘三不变’（物业产权不变、用地性质不变、建筑结构不变）到‘五个变’（低端产业变成高端产业、旧厂房变成创意产业园、蓝领变成白领、低效益变成高效益、旧貌变新颜）的跨越式发展。”她不无骄傲地说。
如今，那些老旧的厂房被改造成了现代的办公大楼，昔日破败的工业区成为新潮的创意产业园区。据统计，已经有大约70家工业设计企业入驻，其中包括国内龙头设计企业，如嘉兰图、浪尖、中信国华等，也包括外资知名设计企业，像美国的奥斯本等。
“一个来自珠三角的1元钱橡胶，因为手中一个完美的创意设计，变成了几十元的产品。”浪尖公司首席设计师罗成打比方说，设计就是增值器，就像一块布料如果变成时装，价值就翻了几十倍。他们公司入驻园区以来，设计产品覆盖了价值10亿元的工业产品。
田面村的变革只是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在2005年前后，深圳明确开始了第三次产业转型，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由工业变更为服务业，或者更为准确地说，由所谓“高新技术产业（实质是IT等制造业）”转变为“高增值产业”。
事实上，如果要计算深圳设计的“第一”，那是数不完的，这里有中国内地最大的酒包装生产企业深圳金之彩包装公司、烟盒生产企业劲嘉彩印集团、药品包装企业九星印刷包装中心、儿童玩具图书制造和出口商鸿兴印刷有限公司；深圳珠宝业拥有22个“中国名牌”、4个“中国驰名商标”，占全国珠宝业的近一半，另外还有10多个“广东名牌”和10多个“广东著名商标”；1951年成立于巴黎的世界平面设计师协会成员中仅有6位来自中国，其中有4个是深圳人，分别是陈绍华、王粤飞、韩家英和毕学锋。
在深圳提交联合国申报“设计之都”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写着：深圳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件最佳作品。
从他乡到故乡
同中国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历史和传统十分平凡，甚至稀薄。翻看这里的历史，能够找到的名人寥寥无几，在文学、艺术和教育等方面也并无重要传统。更关键的是，对于这个城市的认同感，曾经那么匮乏。
导致这种匮乏的原因很简单：移民是深圳绝大部分人的共同身份，而且这一迁入的过程还在不断延续。当1979年深圳建市时，它还是人口不超过31万的小城。经过20余年的发展，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增长了40倍。根据2006年的统计，深圳市人口已超过1200万，但户籍人口只有212万。
对于不少深圳人来说，这座城市属于“异乡”，是“别人的地方”。一个名叫曾野的自由作家说：“深圳是一个一眼看不到转折点的城市，是那种一转过去前边就是光明前途的转折点。深圳很大，很现代，算得上中国的最高峰。可是这个城市却显得那么陌生，有时经过深南大道，我都会有想哭的冲动：那么美丽的城市，我却不能在其中找寻一个位置。”
但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已经开始为人父母，也因此转变为深圳市民。“对我们来说，生活在深圳，也和生活在别的城市一样，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胡洁说，“开始关心早点和菜价，关心住宅周围的环境，关心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育质量。”
一个周日的清晨，位于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有很多游人。有一家三口来登山的，也有老人带着孩子放风筝的，还有年轻人推着轮椅上的父母来散步的。
在莲花湖岸边，一群老人正在放声歌唱。一个身穿中式服装的中年人在中间打着拍子，旁边坐着拉手风琴的、吹葫芦丝的等乐器手。“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高亢的歌声一直传到了莲花山顶。
而在海拔532米的山顶上，来自广东湛江的陈老汉和4岁半的孙子在休息。他的儿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来深圳发展，如今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业务经理。
“这里比家里空气好，环境也好，对我们老人家身体很好。”76岁的陈老汉说。
不远处的山西人付先生已经66岁了。他拎着一个装海天酱油的大塑料瓶，用自制的大号毛笔在地上临摹着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陈老汉一样，他也是来这边帮着儿子看小孩的。
对于他们这一辈来说，深圳不过是个养老的悠闲之处，但对他们的儿孙却是另外一回事。陈老汉刚刚上幼儿园中班的小孙子就对湛江老家一无所知，说起自己的籍贯，他大声嚷嚷着：“我是深圳人！”
事实上，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们，已经开始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休戚相关。他们会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发表对深圳的看法，也会为深圳的走向和定位争论不休，对他们认为“有损深圳形象”的批评反唇相讥。
因此成立的“因特虎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年来，这个依托网络成长的深圳民间智囊团队，一直关注和研究这座城市的一举一动。对此，他们的虎坛宣言是：“奇迹原可尔手创，我等皆为缔梦人。愿我们以此相勉励，共同呵护我们的深圳梦、中国梦。”
而这个梦想的起点，或许就是那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虽然它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也没有了当年的意义。
这天早上，在原先竖起标语牌的地方，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吆喝着卖花，富贵竹、百合花和红玫瑰依次排开。旁边是化妆品小店和美甲小铺，大门附近的草地上，还有孩子在追逐、游戏。
这座曾经以“快”著称的城市，现在的确“慢”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