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的自身困惑
不过，但凡政府部门出台某种规定，往往具有某种针对性，也就是说，这“八不准”意味着已经出现过这样的八种现象。这些现象，自然意味着审计和监督的失效和部分失效。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制度，即使在古代，也都特别强调监督的重要性。因此，自秦汉以来，一直都存在跟行政和军事机构并列的监察机构，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特别将监察制度引入现代政体，特意将监察权独立出来，演变成五权体制。
但是，监察权失效的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制度的一个难题。无论什么时候，行政部门的权限都是最大的，管人、管事、管地方，手上难免经过大量的金钱和物质。权限大，难免出事，所以需要监督。负责监督的部门和官员，没有直接的行政权，不能直接发号施令，但是可以查有权者是否违法。也就是说，监察官员在某些场合和时间点上，可以“管官”，可以按规矩地管，也可以不按规矩地管。因此，对于行政官员来说，最佳也最具理性的选择，是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讨好监察者，等于是让监察者部分地分享自己的权力。久而久之，监察就变成了分肥，开始是分一杯羹，后来则四六或者五五分成，再后来，监察者甚至可以把被监察者变成事实上的下属。到了这个地步，原来平行的监察也就没有了，等于是行政吞掉了监察。
汉武帝将天下郡县分成九个部分（州），然后每部分派一个监察官刺史，分部监督。郡太守官大，两千石，州刺史官小，六百石，但是，一个刺史可以监督几个郡太守。结果到了东汉，郡太守就逐渐变成了刺史的下属，后来皇帝干脆下令将作为监察区的州，变成行政区，刺史变成行政官员，级别提高，形成州管郡的新的行政格局。汉武帝本意防止地方尾大不掉而设置的特别监察制度，最后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地方分立趋势，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就是这样发生的。
明代的巡按制度，也发生过类似的变异，在各省设置巡按，原意是加强对地方的监督，但是，巡按很快就变成了省级大员之一，一个七品的小官，居然可以跟二、三品的省级布政使和按察使平起平坐，分享制度上没有赋予的行政权力。结果，监督的职能自然废掉了，反而增加了省级官员内部的纷争，最后不得不再派一个凌驾所有官员之上的监察官巡抚或者总督到省里去。时间一长，巡抚和总督也变成了事实上的地方最高长官。
如何防止监督变成分肥，严肃内部纪律仅仅是一方面，还需要这个制度以外的监督来加以保障。任何机构之间的监督，在理论上都可以化解为彼此之间的分肥或者分赃，无论机制多么复杂，只要时间足够长，彼此博弈次数比较多，都可以通过彼此间的谈判实现这一点。所以，真正的监督，实际上是有民意参与的监督。来自众多被管理者的监督，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通过谈判达成分肥协议的；而民意的监督，则来自人民代表，来自社会，来自公共媒体。因此，审计部门若想让“八不准”真正落到实处，不能仅靠被审计一方的配合，还需要引入一个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