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靡靡之音”就这样解禁了
20多年前，春晚可不这样。尽管灯光昏暗、舞台简陋，但其背后却装着4个大字——“解放思想”。
老导演黄一鹤最近在《京华时报》上撰文回忆，1983年的第一届春节晚会就创了不少纪录：第一次现场直播，第一次用主持人串场，第一次开通电话让观众点播节目。很多观众在公共电话亭外排着长队，只为体验一下“互动”的感觉。
那一次，李谷一已连续唱了6首歌，观众们还想听《乡恋》，就打电话来点。《乡恋》唱的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词曲都没有太出众的地方，在当时却被归为“禁歌”。
据黄一鹤回忆，当时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就在晚会现场，服务员把装有电话点播条的茶盘端给他，点的歌大都是《乡恋》。吴冷西拿起一张看了看，摇摇头，示意服务员将条儿倒在旁边；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又端来一盘，又倒。等第五盘端来，吴冷西掏出手绢擦了擦汗，说了一声：“播！”一首“靡靡之音”就这样解禁了，也由此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到了1984年，又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张明敏、黄阿原等港台艺人登上春节晚会舞台。当那个穿着中山装的游子深情唱起《我的中国心》时，亿万观众为之落泪。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也在那年出现在荧屏上，“低俗”只是某些领导对它的看法，这并不影响小品日后成为春晚观众最期待的节目。
用黄一鹤的话来说，“春晚的成功，关键在于观念上有重大突破，与当时老百姓的情感和要求血脉相通。”
的确，早期春晚的成功靠的是“解放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小小一台晚会承载着老百姓刚刚挣脱精神枷锁后内心的喜悦，甚至承载着改革开放初期对人们思想的启蒙。于是《我的中国心》、《军港之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爱的奉献》等经典之作唱响了一个时代的旋律。
然而，随着社会需求逐步趋向多元化，25年后，春晚不得不面对“众口难调”的窘迫。尽管近年的春晚中也涌现了像《千手观音》和《心里话》这样既顾及弱势群体，又震撼心灵的佳作，但在“不求有功，但有无过”的主导思想下，仍是亮点不多。
在网络上，新新人类们早已列出“不看春晚的100个理由”。吃完年夜饭后，他们或是去茶馆“斗地主”，或是在网上聊天。他们逛商场、泡酒吧，甚至猫在书房里看书……
对一个尊重个性，正走向多元化的文明社会来说，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本报北京12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