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形象集体“崩溃”的背后
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换届、雪灾、地震、北京奥运、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每一个企业家的表情都定格在这个大背景中。
普通人不可能像会计出身的胡润那样，从数字里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难读懂一份专业的财务报表。所以，我们试图越过财富的数字，从企业家创富路径，看看他们内心的风景。
扑面而来的“争议”
“万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可今年这个“最令人尊敬的企业家”陷入了“负担门”风波，他健康、公益、富有责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众质疑。
“企业给地震捐两百万是合适的”、“慈善不能成为企业负担”的言论，引发了他个人信誉最大的次生灾害。数周内，他进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时间”。网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的批评，让这个胡子拉渣的硬汉不得不承认自己依然很“青涩”。
他的错误是，在不合适的时间表达出的慈善理念，触及了公众的主流价值底线。
当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宣布，因为金融危机，业绩不佳，其董事长兼总裁爱德华·李迪将仅领取1美元年薪时，想象力再贫乏的人都会联想到，坊间怨声载道的拿天价年薪6616万元之巨，每天收入18.12万元的马明哲。
1美元和6616万人民币深深刺痛着“中国国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领带”的实干家牛根生，他“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的企业理念，他“裹尸布没有口袋”的裸捐行为，曾感动了整个中国。但三聚氰胺让这个把“奶卖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舆论的“神舟5号”，陷入争议的漩涡。他电视上大讲“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形象被颠覆，一夜间这个圈内的老大哥，被公众挂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蒙牛陷入了最危险的时刻”。
显然，这个掉进质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记了杰克·韦尔奇的忠告：你要变成质量问题的疯子，否则质量问题将把你变成疯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技术疯子”任正非，被称为“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准能战胜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的那头“狮子”，同样难逃媒体的责难。
尽管任正非和他的华为成为中国企业30年的一个另类符号，他用军事企业管理理念，用毛泽东兵法治商、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把华为带向世界，战功赫赫，可华为员工自杀事件、辞职风波、劳工问题，让这个“最优秀的企业家”又担上“最冷血的企业家”名号。
人们一边为任正非的决断力叫好，一边反思他的狼性、狮性文化。
甚至有人将法国企业界的一句名言送给“榨干机”任正非：“爱你的员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
很阳光，很“姚明传奇”、很“白马王子”的李彦宏，不惑之年也遭遇了事业深度危机。因为“三鹿公关百度事件”，“央视曝光竞价排名丑闻”，“百度涉黄风波”，他被称为“互联网三聚氰胺的炮制者”。这个最懂中国国情的搜索引擎人，被斥为“最懂中国潜规则和最擅长中国潜规则的人”。
一夜间，这个“宏粉”无数、又红又专的IT界最富有的人，成了“灰色地带掘金的灰色人物”。
不得不提中国首富黄光裕那颗凌厉的光头，曾经它被称作圈内最智慧的头，可事发后，被证明那“不是高僧的光头，而是黑社会老大的光头”。因为操纵股价被拘捕，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财富帝国跌进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脑儿地被抛在了“并不健忘”的公众面前。
当这些公众眼中的企业家明星们突然“崩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审视他们为何如此。
形象集体崩溃的背后
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为什么企业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国有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吗？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人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我们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当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这样一批人都出了问题时，谁能知道，那又是谁的错？难道是制度陷阱？
在这个陷阱密布的企业森林，朱新礼似乎是个异数。
尽管网上八成的网民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尽管他被骂为商界的“范跑跑”、“中华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战”把商业事件升级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坚持“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企业理念，力排众议，以“上帝都动心的价格”把汇源出售给洋品牌。
这个农民执意脱下民族品牌这件“华丽却长有虱子的袍”，选择了一件能“过冬的棉袄”。
他的企业理念不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选择了从竞争激烈的下游销售产业退出，转向上游，回到果园，跟农民在一起，为果子找出路。他认为这是他的“蓝海”。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禁得起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找到自己的“蓝海”。严格的说，当下，少有企业家有恒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伦理。
为什么关于企业家的争议如此多。为什么商人与官员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也像商人。
这都是“不确定”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吗？
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汽车疯子”亨利·福特悬赏2．5万元，征求有办法让他在每一台汽车上节省一个螺钉和螺帽的人。正是这种没有止境的技术创新，让他拥有了汽车王国。
刘永行每生产出一种新的猪饲料，都要尝尝是什么味道，“这样我才知道猪吃了是什么味道。”这个听党的话、看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树“，始终在危难时刻，能让家族生意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他远离官场的潜规则，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实业创新。他与黄光裕同样被称为“首富”，却有不同的路径。
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纷争的2008，让很多人看到了，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缓。这一年，一条启示录是：全心全意经营企业，而不是刻意地去经营企业家自己。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
责任、财富良心、慈善是这几年的流行词。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半径在扩大。
可企业家精神终归是个“大词”，李嘉诚用他的行为作了注脚。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两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员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
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这枚两元硬币，让它滚到坑渠，这枚两元硬币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员，值班员便可将之用去。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财富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
“裸捐”的比尔·盖茨认为，企业家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
马云有言，做企业有三重境界，分别为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驱动者，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轻离别，但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如果一个人脑子里想的是钱，就永远不会成功，就永远不能成为企业家。只有当一个人想着去帮助别人，去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时候，才能真正成功。
马云这段有名的话，应和了管理大师德鲁克的理念。
有人问德鲁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鲁克回答说：“如果你不改变你提问的方式，那么你注定不会成功。”人又问：“我该如何提问呢？”德鲁克说：“只有你先问‘我该如何贡献？’你才能获得成功。”
显然，拿马云、德鲁克的尺子去量，我们少有真正的企业家。
也许，这个冬天，企业生存维艰，谈企业家精神本位，实在是件奢侈的事儿，活着才是头等大事。
借用“一脸卡通”马云的话：连“朱坚强”都能活，你为什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