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洁天父子的命运沉浮
22年之后，和戴洁天同样胆大包天的温州人开始纵横四海。终于有一天，戴洁天的儿子创办了葡萄牙最大的中国小商品市场，他的家也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个活跃终端。
戴洁天珍藏了53年的一份手稿告诉我们，戴洁天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历史。
2008年7月的一天，86岁的戴洁天和75岁的妻子陈小梅来到了温州永嘉县的燎原社纪念馆。老俩口每一年都会回来看一看，这里存留着他们太多的人生记忆。
由于包产到户问题，戴洁天曾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政籍、团籍；1958年10月11日,永嘉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戴洁天成为“利用职权，首创包产到户”的反革命分子。
1955年，33岁的戴洁天风华正茂，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他到浙江温州永嘉县潘桥集体农庄，帮助农庄进行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当时，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掀起高潮。到这年年底时，中国有超过6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股浪潮自然也席卷了地处山区的永嘉县。
但是，在集体农庄调研了一段时间后，戴洁天困惑地发现：事与愿违，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难。问题出在哪里呢？
很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问题出在“一大二公”，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商品不流通，市场缺位。不过当时人们热情冲天，没有多少人质疑快速合作化产生的问题。
戴洁天却开始了思考。为此他还买来了很多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他惊讶地发现，即使在苏联，对于集体农庄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上清晰地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戴洁天的探索就这样开始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思想和行动的先锋，戴洁天正是其中之一。这个爱搞调查的工作队队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好办法，那就是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历史的四个字：“包产到户”。
第二年夏天，戴洁天来到了永嘉县的燎原社，他要在这里做一个没有人做过的试验。
走遍了社里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全部家底后，戴洁天和燎原社的干部把全社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上的280件大小农活按作业工种、工分、产量落实到778户，8919个劳动者的身上。
同时，造纸厂、砖瓦厂、竹编工厂等村办企业开始实行按件或按值计酬。农副业并举，社内劳动力流动，一个小型的市场在形成。
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到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粮增产了40％。
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最大的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的身上，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段话如果放在30年后，将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在那个即将进入人民公社的年代，这样的话却显得太不合时宜。
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还配发了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
这篇文章拉开了绞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序幕。
1957年10月13日，批判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意味着燎原社的大胆尝试走到了终点。年轻的戴洁天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1958年，戴洁天被划为右派，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劳动三年。
1958年11月10日，戴洁天被押送回老家瑞安农村，执行管制劳动。谁也没料到，这一走就是22年，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生生地拆散了22年。
如同一个轮回，1978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正是从农村撕开的，人们采取的方式与当年戴洁天的做法极其相似。
这一年寒冬，距温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坚定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同样是“包产到户”，同样一个被视为胆大包天的举动，成为中国农民的共同选择，也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随后的5年中，99％的中国农村都实行了包产到户，这时距离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22年。
历史给了戴洁天一个期待已久的答案，给了中国一个再次出发的机遇。
1979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破碎的家庭终于团聚。
戴洁天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新的时代给了他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他认识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播下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
和当年首创包产到户一样，做起了生意的温州人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这一次，戴洁天的小儿子陈坚做了“弄潮儿”。
30多年前，陈坚在银行上班。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但办公室里的陈坚却坐不住了，他也想到那个热闹的商海中遨游一番。没想到，最大的阻力却来自一向开明的父母。
父亲戴洁天尤其反对陈坚的想法。作为一个思想的先行者，戴洁天在儿子的下海问题上却表现得有些保守。刚刚从禁锢生活中走出来的他更希望儿子过得平凡安稳一些。
但戴洁天没有意识到：儿子身上同样流淌着开拓者的血液。倔强的陈坚搞起了自己的第二职业。
正是在像陈坚这样无数个勤劳勇敢的温州人的努力下，各种各样的市场在温州出现了。桥头纽扣市场、金乡镇的标牌市场、宜山的棉花市场。人们用一句夸张的话比喻温州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温州买不到的”。
“十万温州供销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用双脚拓展着温州发展的空间，用带回的订单向全体中国人阐述一个叫做“市场”的概念。
反对儿子经商的戴洁天，同时却在为温州商业的欣欣向荣感到兴奋和自豪。
1985年，《解放日报》记者张也平和戴洁天一起到基层，他们写的调研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创造了这个模式的温州人也走进了历史。“温州人”三个字逐渐变成一个特定的称谓，不仅指认着一个商人群体，还包括那个群体独特的精神气质。
而年过六旬的戴洁天此时显得有些矛盾。
一方面他深深地认同温州人闯荡市场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一直反对儿子陈坚下海经商。
但是，陈坚最终还是像很多温州人一样去闯世界了。
1992年，陈坚和妻子来到葡萄牙。他们在异国的创业是从摆地摊开始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夫妻俩几乎走遍了葡萄牙所有城镇的集市。
一年的练摊生活，更像是一堂商业启蒙课，让陈坚近距离地接触了葡萄牙的市场。而市场总是特别青睐那些触觉敏锐的人。练摊过程中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环节被陈坚捕捉到了，他把这个环节变成了自己人生的机遇。
2000年，陈坚占领了整个葡萄牙的小商品市场，他在里斯本开办的第一个中国城商城，成为当时中葡两国民间贸易最为重要的市场。
直到今天，戴洁天也很少谈起陈坚的生意。偶尔的只言片语，还是掩盖不住地流露出一个父亲的忧虑。或许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父子关系。
如今这位父亲已退休在家，更多时候他是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的角色。而在万里之遥的地球的那一端，儿子正沿着父亲曾经梦想开辟的市场之路续写传奇。
（电视报道见今晚20时央视经济生活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