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触摸改革开放30年
义务教育实至名归
这个故事曾广为传播：2003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出现在湖北代表团，阐述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在与代表们合影的时候，周洪宇借机将《实行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应自农村始》的建议呈交给了总理。
“农村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你提得很好，很及时。”周洪宇记得当时总理微笑着说，“我会带回去研究处理的。”这个“研究处理”的结果在3年后成了令人兴奋的话题。从2003年开始，连续3年，在全国两会上都有近1／4的人大代表签名要求修订义务教育法。
义务教育本身包括“免费”的意思，为何还要在前面加上“免费”二字，许多人感到不解，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病句”。殊不知，这个带有重复意思的名词恰恰体现了义务教育在中国的艰难处境。
熟悉中国教育状况的人士都很清楚，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中国义务教育的相当一部分承担者是农民和企业，而非政府。义务教育在农村筹措的资金估算下来有几千亿元。而企业办学也曾经几乎占到城市教育规模的40％。借的钱总有还的一天。
新中国从未否认它要推行义务教育的责任。实际上，在它成立的第7个年头，教育部就印发《十二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提出“7年内在全国基本上普及义务教育”。1986年4月12日，又颁布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但是，这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无法回避的义务，当时在中国仍然只能停留在字面上，犹如吊在高空的蜜桃，你我怎么也够不着。
此后的近20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主导下高歌猛进，国库日益丰裕，但还是很难看到政府有将免费义务教育提上日程的迹象。与政府的低调形成鲜明对应的是，民间的呼声开始汇成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撞击着无数人的心。许多人可能才知道，读书原来不应该花钱。
从2001年开始，人们逐渐熟悉了一个新名词：两免一补。意指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但它距离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还有5年。
直到200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以郑重承诺的方式回应民意，扛起了政府的责任，宣布从2006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并称“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教育部官员声称“实行城市义务教育尚没有明确时间表”的17个月后，中央政府出人意料地决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至此，义务教育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