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莲：“铁姑娘”的华丽转身
劳动间隙，金嗓子郭凤莲给铁姑娘们表演节目（1964年摄）。
本报记者 铁矛摄
昔日的铁姑娘，如今已人过中年。前排中为郭凤莲。
资料照片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在169位中央委员和112位中央候补委员中间，有一位31岁的年轻女性，她默默地坐着，茫然地感受着眼前热烈的气氛和一项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她就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
此时她并不知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18颗鲜红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开始，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劲风让大多数中国人欢欣鼓舞，却把郭凤莲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后，她还是像过去一样，一边组织社员学习文件，一边利用冬季农闲和大家一起修地垒坝。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岗村发生的一切，但是，她并不想改变大寨的方向。
郭凤莲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多。大力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明确宣布：安徽决不再组织参观大寨。
这让刚过而立之年的郭凤莲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经感到，大寨执掌了16年的中国农村建设大旗将从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来自昔阳县委组织部的通知中说：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郭凤莲哭了，哭了一顿之后说，“服从党的调动”。从此，她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17年的大寨。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文件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2008年10月7日，中国油画协会主席詹建俊率领20多位中国油画名家来到大寨，举行主题为“回望大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周年”的采风活动。詹建俊为郭凤莲带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一副珍藏了33年的速写作品。
郭凤莲说：“画得真好。”
詹建俊说：“那时候郭凤莲同志是风华正茂，是最美丽的领导。”
1964年，不满18岁的郭凤莲成为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在铁姑娘队的22名成员中，最小的只有14岁，最大的不过18岁。就是她们，在一场罕见的洪水冲毁了大寨的田地和房屋之后，和男人们一样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灾难。这些和男人们一样承受苦难和繁重劳动的少女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人们用“铁姑娘”来为她们命名。
郭凤莲回忆说：“参加了第一线的劳动，那就是奋不顾身地要干，就是一个字，干……而且当时想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对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最快乐的时刻是在参加劳动的一年之后。那个秋天，郭凤莲看着在废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万斤粮食，激动不已。她第一次感受到智慧和勤劳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并深深沉醉于艰苦创业带来的成就感。更令她惊讶的是，大寨这个普通农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电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8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一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而郭凤莲也日益为人们所熟知。
1973年6月，26岁的郭凤莲成为大寨党支部书记，她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她满足地看着大寨成为一片精神圣地，各地的人们朝圣般地涌来。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笼罩在光环下的人都能意识到光环背后的阴影。
郭凤莲坚信作为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有普遍意义。但是，那个时代所有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的人恐怕都来不及思考：大寨模式是否适用于从农村到城市，从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甚至到国防建设的一切领域？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又是否符合逻辑呢？
当大寨这篇“文章”被人在“文革”政治舞台上越做越大的时候，它的示范意义也就越来越偏离中国农村的实际。
事实上，就连郭凤莲自己也没能把贫穷从身边赶走。
郭凤莲回忆说：“一年一口人分到的小麦是二斤半，这二斤半小麦在磨上还填不了磨盘眼儿。过年吃饺子，当时大寨人吃是玉米面饺子，当时非常困难，能吃得起玉米面饺子就不简单了。”
当辛勤的劳动并不能让人们收获富裕，甚至不能让人吃饱饭的时候，一些朴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了人们心中。小岗村农民1978年冬天的冒险，在一年多后，变成了近三分之一中国农民的选择；又过了7个月，这个数字超过了五分之四。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4年，99％的农民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农村焕发出重生般的活力。
大寨的道路成了过去时。
然而，郭凤莲和大寨的转身却显得格外艰难，历史惯性的旋律还在她们的脑海中盘旋。
郭凤莲被调离后第二年，大寨村才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一部分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走了回头路。直到1983年大寨村才下放了自留地，比起其他地方整整晚了两年的时间。
此时，大寨村没有了排成长队来参观学习的人群，只有寂寞的风吹过曾经火热的虎头山和梯田。郭凤莲这个名字，也从人们的视野中长久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大寨村换了4任支书。虽然日子要比六七十年代宽裕一些，但不论人们怎样努力，都无法再使自己勇立潮头。大寨人怀念光辉岁月中的郭凤莲，希望她能够重新带领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1991年11月15日，在群众的呼吁声中，离开了11年的郭凤莲被任命为大寨村第8任党支部书记，再次回来的她已经45岁，心里头憋着一股劲儿。刚回到大寨不久的郭凤莲读到了一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在这篇改变了许多人思想和命运的著名文章中，郭凤莲被邓小平一系列精彩而深刻的话语所打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这些话宛若闪电，劈开了郭凤莲心头的阴影。她终于在新的时代寻找到新的历史逻辑。致富光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无论是自力更生还是艰苦奋斗，此时都有了新的意义，郭凤莲开始带领大寨进行第二次创业。1992年春，郭凤莲和老劳模宋立英乘火车前往上海。在这个即将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领跑者的城市，郭凤莲了解着一切新鲜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
创业难，二次创业更难，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市场经济中二次创业难上加难。但曾经战天斗地的郭凤莲扛得起任何艰难。她走南闯北，卖煤炭，办水泥厂，请专家，学着经营，学着商业谈判，甚至学着陪笑脸求人，学着喝酒。
走过了一段五味杂陈的创业路，郭凤莲逐渐得心应手。她甚至学会了品牌的有效扩张，在三家与外地的合资企业中，光是“大寨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就占有25％多的股份。
2007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1．2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600倍，距离1992年她在上海时的那个百万元梦想，大寨已经走得很远了。在郭凤莲的手上，大寨完成了从昔日“政治品牌”到今朝“经济品牌”的转身。
（电视报道见今晚20时央视经济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