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侣分歧源于角色错位
自我觉察关注依恋模式
从表面上看，两个小家庭的问题都是“谁来管钱”的矛盾，但是，每对夫妻在讲述冲突经过时，所透露出的情绪情感，都让人多少感到有些父母与孩子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味道。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到他们的互动模式上，更容易发现这一点。
明显地，杨光和王敏属于凡事操心受累的“父母”型伴侣。通常，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总是为了小家庭不停奋斗，不但考虑现在，还要计划未来。他们打心眼儿里觉得“我是为你好啊”，因此，总是对另一方充满抱怨——不懂事、乱花钱。但是，“父母”们很少能看见自己的问题，他们喜欢玩那种“一边数落着孩子不懂事，一边享受着孩子不懂事”的游戏，在“为你好”的名义下任意忽视对方的意志与自由。
在家庭生活中，他们主动承担更多的现实责任，也在承担责任的同时，更多地实现和提升自我价值；他们照顾对方，也管控对方，替对方做决定，甚至支配对方的人生。“父母”们常常显得理直气壮，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什么都为你好，离了我你就不能活；你还不听话，你这个大坏蛋！”
而小树和陈新所扮演的角色，当然就是“孩子”了。相对于掌控和支配，他们更喜欢不负责任的被宠状态——由对方替自己做决定，替自己思考，替自己行动。但是，让出主动性总会让人不舒服，所以“孩子”们会常常抱怨两件事：
一是乖乖宝贝式的“你怎么看不到我为你做出的努力”，比如小树“四条裙子背后的精打细算”和陈树为了息事宁人的“替班和赚外快”；二是叛逆少年式的“你还要管我到什么地步”，比如生孩子和变形金刚。“孩子”们常常显得委屈可怜，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什么都听你的，什么都顺着你；你还对我不好，你这个大坏蛋！”
其实，每个人在伴侣关系中选择的角色，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彼此心态和行为方式不断模式化的结果。支配与迎合，控制与依赖，从来都是一场秘密共谋，不可能是单独哪一方的责任。而且，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在“父母”与“孩子”所有表层的行为背后，都藏着对爱的渴求和对失去爱的恐惧——“父母”担心失去了在关系中的主控地位，自己就一无是处、不值得被爱；而“孩子”选择依赖与顺从，则是害怕犯错误，害怕不听话就会失去对方的爱。
理想的夫妻关系，是“成人－成人”的互动模式，遇到各种冲突，双方都可以坦诚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进而共同商讨解决矛盾的现实方法。而“父母－孩子”模式的伴侣，却总会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愈演愈烈，就算没有管钱的麻烦，在类似“今天穿多厚的衣服”这样的小事上也可能最终翻脸。所以，矛盾出现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夫妻双方正好可以借机把自己对关系、对爱的认识都觉察得更清楚。
首先，为什么会彼此吸引？
客体关系理论说：我们心中期待的伴侣关系，都是复制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与养育人之间形成的依恋关系。因此，我们在寻找爱人时，才会特别对某一类人产生好感。从小有一个控制感很强的妈妈，长大后通常就会寻找一个有控制感的伴侣。反之也一样。
可是，既然是心中所求，为什么找到之后还会有那么多不愉快？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找到这些不愉快而选择对方的。成长过程本身，伴随着大大小小的不愉快。虽然不愉快，却又十分熟悉，而熟悉本身让人感到安全。孩子不论和父母有过多少不愉快，受到伤害需要安慰时还是想投入父母的怀抱。同理，我们的无意识也常常去选择一种尽管不愉快却又十分熟悉的关系来投入。
最终，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们想要借助改变对方，来改变内心深处的无能为力感。一个孩子，不论能力还是资源，相对于父母，无疑都是弱小、无能的，只能被动地接受父母带来的不愉快。以习惯控制对方的人为例，即使在成年后事事主动，在儿时的依恋关系中，必然也是“被动地”成了主动承担责任的那一方。
这里不是特指“钱”的问题，更关键的特征是对待责任的态度。在伴侣关系中习惯了控制别人的一方，也许是儿时的家里真的有经济压力，需要主动为父母分担；也许只是有一个总是向孩子倾吐烦恼的妈妈；也许是目睹了父母的家庭中顺从者卑贱的地位。总之，似乎只有主动担负起更大更多的责任，才能获得爱，才能配得上被爱。但更大更多的责任，必然会带来不愉快和不满，只不过孩子很容易“忘记”——谁也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不得不采用压抑、否认、隔离等各种防御，让自己忽视这些不满和不愉快。
但伴侣关系却不同。我们几乎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就能觉察到自己细微的不快，并且可以采取各种行动来舒缓自己的坏情绪。每每这时，那些在成长中隐藏起来的不快，就会偷偷溜出来借题发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会为了某个固定主题剑拔弩张，却对其他问题一笑而过。
所以，不管是控制一方对于“不肯分担压力”的抱怨，还是依赖一方对于“管控自己人生”的愤懑，应该都夹杂着不少个人在曾经的依恋关系中的遗留问题。这时，如果双方能静下心来，把自己与对方都看做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象征化的关系对象，问题大概就处理好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