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呼唤新秩序
“《中国青年报》在全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问题,实在太重要、太及时了。”事隔16年,吴甘霖仍能“一字不差”地复述海口饮料厂厂长张春昌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这句话当时被吴甘霖写进了报道中。
即便当下,“市场经济新秩序”这词儿也不算“过时”,买菜的婆婆、门房的保安、修自行车的生意人都能脱口说出这个词。可在1992年8月,《中国青年报》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时,新闻界同仁称:“实在很超前。”
一个概念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一次,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海南记者站记者吴甘霖路过海南省政府,发现门前聚集了100多人。出于职业敏感,他钻进人群中去采访。最终他大致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以欺骗的方式举办全国1992年“博交会”,令全国100多个参展单位损失了上百万元。很多人集体到省政府上访。
可在上访的人群中采访并不顺利:两位值勤的武警以记者证上没有钢印为由,将吴甘霖的记者证撕成了两半,后来又要他出示身份证。其中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还振振有辞说“要注意海南正面形象”。
这些人坚持要收缴记者的照相机,吴甘霖不交,他们就要将胶卷没收。吴甘霖说:“你们要拿去也可以,但得打收条。”要求被拒绝,记者也不让步,双方对峙了两个多小时,临近晚上9时,对方写了收条,扣下胶卷,才让记者走。
回到记者站,吴甘霖就给报社老总打电话。值班副总编辑张飙当即表示:“不管有什么阻力,《中国青年报》一定要发扬传统,把真相告诉读者。放心去做报道,报社支持你!”总编辑徐祝庆还在电话中建议他“想方设法弄到省里主要领导的意见”。
“好记者是可以用体温计量出来的。”吴甘霖做记者时始终铭记着这条格言,“的确,记者如果失去责任感和正义感就什么都不是了。”
很快,吴甘霖直奔省委向领导反映此事。出乎意料,省委主要领导对此毫不知情,省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听后十分重视。
“博交会”第一篇报道发表后,当时的记者部主任宁光强再三叮嘱:这是一个值得连续报道的大问题,一定要盯住搞下去。
报道怎么深入?不能把海南“博交会”事件当作一般的骗局披露完事。
“写批评报道如唱忧伤的歌,记者是泣血鸟,是杜鹃,但批评要有建设性,记者还要当‘啄木鸟’,好新闻一定要有思想。”吴甘霖说。
当时,他想起自己在海南这两年所经历的种种事情:海南红十字会卖假药;有30多年历史的鹿龟酒,在假冒产品的低价攻势下,一瓶也卖不出去,700多名职工几乎没饭吃;在海口坐出租车,从来不打票,全凭司机“一口价”;有人扬言:中国这么大,每个人骗一次就够了……
整个市场在扭曲,这中间一定是出了问题。
随着采访的深入,幕后的保护伞也被牵了出来。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的骗子们就是怀揣着“海南总工会经济工作部”的介绍信到处行骗的。受骗的企业很气愤,纷纷找上门向吴甘霖告状。
采访中,有人提到了“秩序”一词,吴甘霖灵光一闪:对啊,问题就出在“市场秩序乱了”,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旧规范失灵,而新规范还未建立起来。
随后,吴甘霖邀请海南大学教授、省政府官员、企业代表,聚集在海口市滨海大酒店会议室,就“博交会”事件引起的问题进行探讨。会上,有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一词。
1992年8月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海南“博交会”事件引发一场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新秩序》。
报道见报后,时任经济部主任的梁长春给吴甘霖打电话:一定要将“新秩序”这个主题弄得更深更透。此后,本报就海南“博交会”讨论,连续发了4篇系列报道。
报道不再仅仅局限于“博交会”骗局本身,而是直指:“博交会”所出现的“乱”,乍看起来,是经济主体——企业经济人违反规则所导致,但往深层追下去,却是与政府运作中某些不守规则的行为密切相关。所以建立新秩序,应当从政府做起!
报道中使用了若干个十分醒目的小标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改革开放命运的大问题”、“必须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要求来确定新规范”、“中国亟须树立全民契约精神”。
“全民契约精神、人治向法治转变,这在当时可都是时髦的大词。”16年后,吴甘霖的兴奋之情仍然溢于言表。
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受骗企业致电吴甘霖,感谢《中国青年报》替他们“讨回了公道”。一家受骗的国企员工拿着报纸说:“没有《中国青年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去交差。”
尽管“博交会”的报道让海南“丢了丑”,但海南省主要领导并没有责怪《中国青年报》。省委一位干部转告吴甘霖:省委秘书长称赞记者为促进海南工作所作的努力。
这组报道荣获当年的中国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