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风好雨好时节
1978年恢复高考后，年轻人中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年轻人的成才观和价值观就是上大学，然后端上铁饭碗。
历史的车轮走过了30载，从服从分配到双向选择，再到如今的自主择业、自主创业，一代代青年实现梦想和渴望成功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伴随着共和国发生的巨大变迁，青年人的价值观和成才观日趋多元化。
有人说，青年价值观和成才观的多元化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我服从我充实
每天给高三学生上三到四节课，是北京市109中学语文教师冯少文持续了20多年的生活。30年前，1977年冬天，原本在北京大兴务农的他，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
回想起当年恢复高考的情景，明年就要退休的冯老师有很多感慨：“当时的图书馆、王府井新华书店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原来被束之高阁、积满了灰尘的高中课本成了人们到处寻找的东西。”
据统计，冬夏两季，全国共有约1180万名青年参加了考试，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4年后的6月，26岁的冯少文和往常一样，每天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和同学们打篮球，他说对毕业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觉得毕业就是离开学校，反正学校会分配工作，人生目标、职业规划是没有想过的。
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在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资料显示，1984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仅有27万名。在人才奇缺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没有挑选权，毕业生无所谓自主权。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发出《为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毕业生工作的通令》，提出对高校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一年之后，再次发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
恢复高考后，国家仍然沿袭了这一规定。1981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面临毕业之际，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要求对毕业生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国家教委直属院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面向全国分配；部委主管院校，毕业生由各部委在本系统、本行业内分配；省属院校的毕业生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面向本地区分配。
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冯少文成为了北京市109中学的语文教师，一当就是27年。如今的冯老师，是“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属于农村青年中极少数通过高考改写命运的一员，尽管这近30年的教师生涯稳定而充实，但似乎过于平淡了。”
那时的农村青年大多数是子承父业，集体耕种土地或承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田到户，都是以农耕为主。城镇非大学生的青年以“接班”居多，也是父业子承；接受中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由于社会就业制度、招聘制度比较硬性和僵化，强调一切服从社会需要、服从国家分配。
我选择我喜欢
杨灿是对外经贸大学1996年的本科毕业生。“我毕业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招聘会和人才市场，也有一些企业到我们学校来招人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1996年7月，杨灿辗转南下去了当时大学生都很向往的广州、珠海、深圳等沿海发达城市，参加当地的人才招聘会，投递了简历。“当时自己理想的工作就是到外企，因为能拿到高工资且福利待遇好。”后来，杨灿找到了一份外企的文秘工作，虽与她的理想相差甚远，但她并没有离开。对于未来，不仅仅为了安身立命，她还有更高的追求和目标，所以从没想过在现有的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只要有更合适的工作，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跳槽”。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青年人中开始有人“跳槽”，青年职业流动浮出水面。许多青年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一步到位”到“骑马找马”的越来越多，人才的流动逐渐活跃。择业“国营——集体——合资——独资”的跳槽现象也层出不穷。尤其到了1993年、1994年，出现了大学生踊跃奔赴沿海开放地区的情景。
经济收入成为择业的第一标准。当时青年在择业过程中考虑的第一因素是收入和福利待遇；青年最喜欢的行业依次是：金融保险业、工业企业、国家机关、服务业、科研机构等。
与此同时，农村青年的就业观念逐渐走向开放。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城镇对劳动力尤其是企业和建筑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家的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以及就业管理制度都有所松动。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于是带来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我创业我精彩
今年37岁的邓建军是江苏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技工，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技工，冲击纺织机械领域世界难题的技术创新之举，被老外赞叹为“中国功夫”。这位来自金坛市的中专毕业生，在工作的17年里，成为新世纪全国首批七个“能工巧匠”之一、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标兵”。他把普普通通的机电维修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为企业由“里弄小厂”跃升为中国牛仔服行业的龙头立下了汗马功劳。
邓建军的奋斗历程反映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的创业经历。高校扩招，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又值政府机构精简，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就业矛盾突出，形势严峻。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由团中央、全国青联发起的中国青年创业行动取得了实效。截至去年4月，共发放青年创业小额贷款18985万元。2006年共青团中央举办了第四届全国共青团系统SYB师资培训班，指导和推动各地团组织举办SYB培训班173期，培训青年7200多人次，其中65％的受训青年成功创业；联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国家开发银行举办了以“科技创业、青年先行”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创业周，期间举办了第三届中国青年创业项目洽谈会暨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全国355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发布1782个适合青年创业的项目和科技成果，1439名青年与现场展示的260个项目达成了合作意向，合作金额4．2亿多元。
相比高等教育，进入21世纪后，职业教育处于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这一时期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好时期。中等职业教育是发展重点，2005年、2006年两年分别扩大招生100万人，2007年完成扩招50万人的任务，当年招生规模达到810万人，占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半壁江山。
如今中国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从昔日的单纯知识型转向知识、能力和人格协调发展的综合素质型。胡锦涛总书记曾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四不唯”人才观。
要实现“人人可以成才、行行可以出人才、人生不同阶段都能成才”的目标，期待全社会为青年打造更扎实的成才平台，铺就更多、更宽广的成才之路。
本报北京12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