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普通人的价值
“人们竟然仍在阅读、评论，甚至研究它。”这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开山之作——《北京最后的粪桶》的作者，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写很多稿件比写‘粪桶’要艰难得多，曲折得多，可人们却只记住了‘粪桶’。”她哭笑不得地说。
对王伟群而言，这原本是一次不太有把握的采访。那是1994年岁末，《中国青年报》正在酝酿新一轮改版，新创办的“冰点”栏目出版在即，却始终没找到满意的选题。恰在这时，《北京晚报》上的一张照片引起了该版主编的注意。照片的说明写道：“北京只剩下最后的7只粪桶了，背粪桶的人全都是老知青。”
有着8年知青经历的主编心里“咯噔”一下。
采写的活儿落在了王伟群头上。但究竟要采写什么，她心里全然没底儿。毕竟，这是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与媒体历来追逐的典型人物、成功人士相比，反差实在太大。
与东城区环卫局联系妥当后，王伟群翻箱倒柜找出一件旧棉衣。在一个零下8摄氏度的早晨，她与背粪工人一起出车了。她第一次见识到，“繁华现代的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的厕所”。好几次，她被呛得差点儿呕吐。背粪工人告诉她，这样的工作，一个月干下来只挣600元。
他们可是地道的北京人啊，为什么愿意干这样的工作？王伟群十分不解。
第二天，她来到背粪班班长樊宝发的家。让她印象最深的东西是这位班长的荣誉箱。打开箱子，樊宝发把所有的荣誉证书倒在床上，然后不打磕巴地给她背诵上面的文字。她发现，这时候，他的眼睛凝视着远方的什么地方，脸上泛着光。
“您个体户当得好好的，一年挣两万，为什么不干了，要去背粪呢？”王伟群问。
“没有人给开支啊！”他大着嗓门回答。
王伟群一时语塞，却突然全明白了。她看到，在时传祥的时代已经过去多年之后，生活窘迫、心灵委屈的背粪工们仍然挺直腰板，心底珍藏着曾经的光荣，继续着自己的活法。
1995年1月6日，《北京最后的粪桶》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在《冰点》的创刊号上。那天，该版主编早早就来到报社。一进报社大门，传达室的师傅、司机班的师傅就冲他大叫起来：“哥们儿，真他妈棒哎！”
一整天，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很多读者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有一位警察说：“就冲你们写这样的文章、登这样的文章，我们就是哥们儿了。”
新闻界很快也作出反应。《人民日报》首先发表评论文章。没过几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时统宇在《新闻出版报》上两次发表署名文章。作为一个职业的新闻研究者，在《北京最后的粪桶》面前，他“全然没有了职业研究者的架子”，“动情了，流泪了，像一个普通读者一样，拍案叫绝，感慨万千……”
时统宇分析道，编辑与记者的着眼点，“是力图对‘冰点’位置上的人做价值确认”，“报纸对普通人的关注太有必要了”。
而在王伟群看来，与传统报道模式的强烈反差才是“粪桶”成功的关键。长期以来，新闻媒体从不认为有表现底层人、普通人的责任和功能。即便写小人物，媒体呈现的也多是他们的闪光点，写他们的成功而非苦涩。人们忽然发现，原来“水底下潜着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是伟人，不是“高大全”，但他们的悲欢离合和生活状态与自己的命运相连。于是，人们被打动了。
“每周拿出一个整版，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从而放大这一群体‘人’的价值，这种报道样式，确实开了新闻界的风气之先。”一位媒体资深人士评价。
从此，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成为新开张的《冰点》栏目的“招牌菜”：《哪是我的家？》、《302路有轨电车》、《当年落户在留村》、《五叔五婶》等特稿相继发表，都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3个月后的《冰点》读者调查中，编辑部收到了3000多封读者来信，其中99％以上的读者都在“对《冰点》报道很有兴趣”一项上打了勾，居然没有年龄、职业和地区的差别。
一位浙江读者在信中说：“我们已用了太多的视线去仰望名人，却找不到自己精神的轨迹。……这个世界里生活了太多的普通人，他们在自家的镜子面前表演着喜怒哀乐，把镜子从房间里抬到街头也是要紧的。而《冰点》就是这样一面抬到街头的‘镜子’。”
尽管“粪桶”取得了轰动性的社会反响，但令王伟群痛心的是，文章中的主人公，一如既往地过着旧有的生活。上班路上，她有时会遇到他们的粪车，却不敢上前打招呼，“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2000年，东城区投资上千万元，铺设了6条管线，建起了10余个冲水厕所，这些背粪班的工人们才最终告别了粪桶，纷纷转岗。
如今，当年的背粪班班长樊宝发已成为东城环卫局派往高碑店粪便处理场的驻场员。蔡三中因腰椎间盘突出提前退休。背粪班的其他兄弟，也都是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
樊宝发至今仍与母亲、妻子、儿子，以及妻子的姐姐（在车祸中受伤）住在一套42平方米的房子里。他在电话中的声音却依然爽朗：“毕竟，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或许，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将视线转向普通人，我们微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积累、汇聚起来时，社会就会变了。”王伟群笃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