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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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市长辞职下海 挣钱搞收藏建博物馆

樊建川:留存一个个震撼人心的瞬间

——本报与央视经济频道同步推出系列报道《中国故事》之八
中央电视台记者 王伟民 本报记者 宋广辉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2-24    [打印] [关闭]
    1976年12月,当举国上下为结束了十年浩劫欢欣鼓舞的时候,正在四川宜宾近郊插队的樊建川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了。

    两支驻守内蒙古的边防部队来征兵,这个消息让知识青年樊建川热血沸腾。

    从地图上看,内蒙古化德县距北京并不太远,但从古至今,这里一直是拱卫北京的防线。在这里,樊建川开始了军旅生涯。

    1978年10月14日出版的《解放军报》,已经变得发黄,在这张旧报纸上,我们找到了樊建川的名字。

    “在施工中,因为他身子单薄,推小车,小车倒,轮铁锤,手发抖。”“可是,天长日久,日久天长”之后,樊建川的“体重由一百零几斤猛增到一百三十多斤,他晃起紫铜色的臂膀,一气能打二百多锤。他学雷锋,做好事,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

    对于樊建川来讲,1979年将是幸福的,前途光明,道路平坦,他似乎没有不满足的理由。

    1977年冬天,中国恢复了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1977年和1978年近1200万名考生走进了考场。樊建川向部队提出请求,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去参加一次高考,此时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樊建川是幸运的。1979年9月,他收到了西安政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由士兵考入军校的大学生。

    西安政治学院等待他的不仅有全新的经济课程,还有随处可见的被抛弃的像章和语录。

    樊建川说,如果要认真追述他的收藏史的话,应该是从“文革”记忆开始,从这些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像章、语录开始。

    樊建川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他的眼中,凡是人们曾经寄托过美好情感的物品,都是值得收藏的宝贝。

    回首往事,闪光的永远只是瞬间,剩下的绝大部分岁月,都是为了那一刻积蓄能量,国家如此,个人也不例外。

    1981年8月,樊建川被分配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

    1988年1月,樊建川转业回到家乡宜宾。

    1990年1月,樊建川被提拔为宜宾市副市长。

    1993年6月,常务副市长樊建川的突然辞职,成为宜宾市街头巷尾最热门的新闻,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为什么要“自毁”前程?究竟是什么力量把36岁的常务副市长彻底推入商海呢?

    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1992年。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今天的很多故事都从这里开始。

    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大地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有如“砖头”一般的“大哥大”成为“身份”的象征,勾起了中国百姓对于财富的渴望。下海经商,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1992年,全国新注册的公司是48.7万户,比上一年增加了88.8%;翻过一页日历,199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0多万户,约有12万名科级以上干部弃官下海,不少地方连营业执照都出现了断货的现象。

    时代在召唤。对那些最早下海的勇敢者而言,这一点已足够。但对樊建川而言,义无反顾地投身商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希望有足够的资本去搞收藏。

    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樊建川是一个性格开朗、喜欢热闹的人。

    但在奔波之余,樊建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来研究、整理各种文物。杂乱无章的库房就是他的书房。

    他也曾幻想过手中的藏品能转化为巨大的财富,但这些不会说话的古董最终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渐渐地,樊建川的兴趣从单纯地收藏文物,发展到对历史的关注。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在当时,樊建川每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元,靠这点儿收入去面对水涨船高的文物市场,只能是捉襟见肘。15年前,当踌躇满志的樊建川辞去官职,来到成都寻找创业机会的时候,一家3口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落脚点。

    也许是身在政坛使他对国家大势的理解更深刻,或者是推己及人,使他敏感地意识到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潜力。于是,在辞官下海的半年后,樊建川便和几个朋友一起贷款100万元,注册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图纸上的线条,一点一点地化成了林立的高楼,但房地产不仅没有带来意想中的高额利润,樊建川甚至走到了需要卖掉心爱的藏品来偿还债务的地步。

    命运往往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就在樊建川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93年,是成都房地产迅猛发展的一年。这一年11月,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房改工作会议,提出了“以出售公房为重点,售、租、建并举”的新方案。今后单位不再建福利房,而由市场上的商品房提供居民住宅。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仅仅卖出一套房子的樊建川,却莫名其妙地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

    有了第一桶金,以后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尽管也不乏精彩的故事,但讲起来都是大同小异。

    2004年是樊建川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经过10多年收集,樊建川手中的抗战藏品不断增多,而对抗战历史的深入研究又激发了他强烈的使命感。作为一个退役的军人,樊建川希望能为他的前辈们做些什么。

    这一年6月,樊建川力排众议,投资两亿元,集中建设一个占地500亩的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博物馆都是由政府出资建设,民间即使有钱,也没有建博物馆的权利。因为建博物馆不仅仅是把文物放置在展柜中供人参观,更重要的是牵扯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从1997年年初开始,各种私人博物馆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这些新生事物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也鼓起了樊建川创建博物馆的勇气。

    2008年5月17日,美国布莱恩特大学授予樊建川荣誉博士的称号,以表彰他所创建的援华美军博物馆,对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樊建川一同接受荣誉的还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2008年6月12日,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后,一场名为“震-撼”的展览正式开幕。

    展览记录了从5月12日到6月12日的一个月内,在四川、在中国发生的感天动地的历史瞬间,上千件展品都是樊建川和工作人员近一个月废寝忘食的成果。

    在收集地震文物的同时,樊建川一直为震区的另一件文物揪心。

    1944年11月7日,美国援华空军的一架运输机在执行任务时,不幸坠毁于海拔3970米的汶川县宝顶山。两年后,美军在宝顶山找到了4名遇难者的遗骸,并将他们送往美国。但失事飞机却一直无人过问。

    几年间,建川博物馆曾经3次组织人员上山搜寻,最终找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但因为交通不便,樊建川让人仅仅带回一些小的零部件,陈列在以抗战时期著名的“飞虎队”为主题建立的援华美军博物馆里。

    汶川地震发生后,一切都显得紧迫起来。因为担心再发生什么意外,樊建川急忙投入许多人力和财力,将这件珍贵的文物运出了宝顶山。

    建博物馆,资金当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比资金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把握和理解。为了彰显60年前那些美国飞行员对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樊建川别出心裁地让人把飞机的起落架切割成一个“V”字,悬挂在一个中国式的亭子里。

    在他看来,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今天的激励。灾后重建,四川人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助,更需要树立必胜的信心!

    现在的建川博物馆,包括抗战、民俗、红色年代艺术品三大系列十几个分馆,馆藏文物超过200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91件。

    经过30年的奋斗,樊建川告别了饥饿的恐慌,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烦恼,开始以解放了的思想进行独立思考。透过樊建川和建川博物馆,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告别偏执,告别浮躁,以开放的胸襟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樊建川又开始忙碌了。他希望建川博物馆成为跟着时代走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凝固的博物馆,它承载了我们的过去,记录着我们的现在,也预示着我们的将来。

    电视报道见今晚20时央视经济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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