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岁式繁荣”繁荣不了经济萧条下的中国电影
放眼当下的贺岁片市场，它比过去任何一年都红火。《梅兰芳》自12月5日首映以来票房已高达8277万元，刷新了国产文艺片的票房纪录；《桃花运》11月20日上映，首周票房突破2000万元，比去年首部贺岁片《命运呼叫转移》首周票房增长近800万；《爱情呼叫转移2：爱情左右》上映12天，累计票房2700万元，超过去年的《爱情呼叫转移1》已无悬念。当众多行业都蜷缩在经济危机的寒流中而电影业贺岁市场却全面飘红时，有舆论欢呼“大片在尖叫，经济萧条下中国电影开始繁荣！”
中国电影业果真在经济萧条下逆市繁荣了吗？
此前，有电影传媒业人士称，“按照美国经验，越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娱乐的受欢迎程度越高。”学者郑也夫也说，“大萧条使美国人的休闲方式大大改变，大萧条时代美国人自主的时间极大丰裕了，他们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养成了家庭园艺的习惯，大萧条推动了美国文化上的进步。”
但这样的依据，是否适合套用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上？按照这几年电影院线终端建设的快速度、宣传造势的猛烈度，票房增长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贺岁大片市场的阶段性喧哗并不具备普遍性，“中国式贺岁大片繁荣”的背后，只是我们培养起来的观众消费习惯。就像除夕习惯了看春晚一样，中国观众已经习惯了在岁末年初从贺岁片里寻求精神享受，这是中国电影业市场的一大特色。即便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岁末年初，电影院里照样是人潮汹涌，票房一路飙升。今年，中国贺岁电影市场的逆市飘红，并不能证明经济萧条推动了中国电影文化的进步，表面繁华的背后，只是消费惯性的推动罢了。硬要说繁荣，那也是一种“惯性繁荣”。如果放在往年，这样的票房增长，并不会引起媒体惊呼，只不过在今年的经济寒冬里，其他行业的萧条更衬托出贺岁市场的别样繁华罢了。
贺岁之后，中国电影在经济萧条中该何去何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遭遇过7次经济不景气，在这7次中，有多达5次让当年的电影票房强烈攀升。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大萧条催生大电影”的好莱坞经验适用中国电影业，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就认为，“30年代的美国文化产品单一，电影是最廉价的娱乐方式，而如今，相对于较高的电影票价，还有很多廉价甚至不用付费的娱乐替代品，因此难以复制30年代好莱坞的盛景。”
在我看来，娱乐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消遣和麻木，尤其在经济萧条时期，娱乐产品更需担当起振奋受众精气神、维持受众价值观的使命。对于这样的使命担当，廉价的或者不需付费的网络娱乐产品力有不逮。因此，中国电影人依然应当抓住这个催生大电影的非典型契机。80年前，美国罗斯福经济危机时代，带领美国人走出精神困境的是一只叫“米奇”的米老鼠，米老鼠为沮丧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80年后的今天，好莱坞依然没有放手“疗伤电影”这根稻草。好的疗伤电影，就是一束忘忧草、一针强心剂，它除了缓解经济萧条中受众的恐慌与焦虑情绪外，还有效地繁荣了自身。
中国电影人其实是非常善于利用“历史契机”的。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电影人扎堆闹猛地开始拍摄灾难片，释放其拍摄中国式灾难大片的欲望和焦虑，如果以最庸俗的心态去理解，当时他们无非是要借着全国人民关注灾情的形势赚取眼球注意力。几个月之后的今天，经济危机又为中国电影人提供了创作灵感，只是，这一次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沉下心来拍出好的“疗伤电影”或“励志电影”来温暖人心，繁荣自己。这个时候，不要老拿投资成本说事，压缩制作成本反而可以使电影制作商们更用心更审慎。
回头再看正在红火着的贺岁电影，《非诚勿扰》的最后，冯小刚不惜借助电脑特技虚拟了2009年股市全面飘红。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时刻，经济萧条刚刚开始，不可预期的未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糟。而中国电影贺岁市场的阶段繁荣也会过去，在经济萧条氛围的继续笼罩下，中国电影的繁荣路径其实并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