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能否重现辉煌？
毕：综观司徒雷登的一生，与其说是个外交家，不如说是个教育家。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贡献给了燕京大学。重新评价司徒雷登，必然引出重新对燕京大学进行历史定位的问题。近年来，民国时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国立大学，都得到了正面的评价，南开大学等私立大学也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还没有得到正面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个问题，恐怕比解决司徒雷登身后的个人归宿更有意义。
梁：我认识一位先生叫张定，今年80多岁了，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对这个问题有过分析。他说，燕京大学曾被一些人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曾设有宗教学院，校长司徒雷登是美国人。其实，在燕园内，学生、教职员工都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也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思想的自由。各种进步民主的社团活动，包括基督教的活动，都是自愿参加。宗教学院规模很小，设在校园边缘的一座小楼里面，学生人数也极少。司徒雷登一生致力于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并且得到切实的成功。在我国医学界、新闻界、外交界、教育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工科学乃至国家领导人中，都可以看到不少燕京大学历届毕业生的名字。他们是专家、学者、教授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拔尖人才。燕京大学一共存在33年，规模不大，在校学生从未超过1000人。但是如今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有50多人，加上各学科的学部委员、学术带头人、专家、教授就更不胜数了。若以院士数目与学生人数相比，恐怕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燕京大学是比例最高的。燕京大学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历史的事实。特别是1949年后中国外交界、新闻界以出身燕京的学生为基本力量，中国的社会学、历史学研究，从吴文藻到费孝通、林耀华，从顾颉刚、容庚、邓之诚到何炳棣、瞿同祖、冯家升、谭其骧等，都和燕京有关。这些年来人们对燕京大学的评价，在事实上也已基本趋于正面。
毕：的确如此，人们熟悉的作家冰心，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外交部前部长黄华，《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谭文瑞等，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为制止非典流行而受到国人尊敬的蒋彦永大夫，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生。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的非常优秀的人才太多了，举不胜举。说燕京大学的水平当时在中国居于前列，在世界进入一流，我觉得并不过分。
梁：燕京大学本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论在专业水平，还是在人格修养方面，今天国内的许多重点大学，恐怕难以望其项背。当然，这种时代的落差，不只是学校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
毕：可惜的是，燕京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被分而治之，合并到北大、清华等院校去了。从此，燕京大学在中国消失。改革开放以后，燕京大学校友会恢复了活动。许多老校友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恢复燕京大学。现在，燕京大学校友们陆续老去，最年轻的也快80岁了。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母校重现辉煌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梁：在经济领域，人们已经认识到像“文革”那样“破四旧”是愚蠢的，老字号的价值是宝贵的。同仁堂、全聚德这些老字号的招牌本身就是天价的无形资产。其实在教育领域道理也是一样。名牌大学的校名本身就是无形资产。某些上市公司，都知道要借清华、北大的校名造势。新建一些没有历史传统的院校，不如恢复一些历史上的名校。名校的精神，是无价之宝。只让燕京啤酒流行，不让燕京大学再生，实在说不过去。
毕：现在，国家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连年提高教育投入，想在中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然而，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不光是一个钱的问题。光靠巨额资金，未必能办出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要有包容的胸怀，营造适合大学发育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
梁：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对于以往的历史，各个时期，在不同的现实处境下，得出不同的评价，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原真实的历史，对现实更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