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光”又如何？
“改革改到产权了，这可是了不起的大新闻！但是我如果一报道，他肯定就改不成了。”刘健决定“先放一放再说”，“打枪的不要”。
他发出诸城改制的消息，已经是1994年春天。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到山东检查工作，陈光的一位副手在潍坊市委召集的汇报会上介绍了国企改制情况。“他们已经不避人了。”刘健在会后进行了采访，写了一则八九百字的消息，刊登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这可能是全国性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诸城改革。
再后来，1995年6月29日，《中国青年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刘健采写的长篇通讯《话说陈光》，把诸城改革的具体做法和成效和盘托出，一时洛阳纸贵。
静悄悄的，一年半时间，诸城全市288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中的277家完成了改制。这277家中的210家,采用的是“卖光”形式，即把原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百分之百卖给职工。
“诸城改革采取的是‘多种形式’，而不仅仅是‘卖光’一种形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俯下身子实地调查了3天之后，非常艺术地用“多种形式”的概括，回避了社会上关于“诸城变天”的非议。虽然，“卖光”确实是这“多种形式”中的一种主要形式。
本来没有“卖光”一说。在事先向工人们征求意见时，诸城市委、市政府拿出了两种方案：职工参股、政府控股，或者职工控股、政府参股。但“工人阶级说话了”：你要么别改，要改就一股也别留！只要还留下哪怕1％的国有股，这个1％就比另外的99％都大，职工股东对企业就仍然说了不算。
当时，小县城里，收入差距不大，改制后职工持股也大致平均，股权高度分散。这不是一种理想的公司架构，但职工股东确实找到了作为企业主人的感觉，一时间，怠工不见了，盗窃不见了，浪费不见了，贪污不见了，全员劳动生产率成倍增长，很有点农村大包干之初万马欢腾的气象。“我坐在调度室里，就知道诸城的工业上来了。——用电量噌噌地往上长！”潍坊市电业局局长说。
虽然，中央和山东省的领导一再提醒，千万别用类似“一卖就灵”的说法来刺激舆论，但事实上，在那个短缺经济时代，只要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上去了，效益就很容易上去。改制之初，被“卖光”的企业绝大多数都“一片欣欣向荣”，不灵的情况，倒真罕见。
刘健说：“当时，一年到头，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来诸城调研、参观的摩肩接踵，诸城市体改办一天最多接待过50个团队。如果真有哪家企业改制后反而不如以前了，那还不在这些领导面前闹出‘群体事件’？谁能有本事捂得住？”
争论其实跟灵不灵无关。把国有资产卖给私人，本身就犯了天条。“公然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赎买共产党”、“国有资产流失”等等，罪名都是方向、路线方面的，倒不曾有一个人指责哪家企业改制后效益不好。
陈光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辩护，他因此被逼成了理论家。土的洋的，发明了很多理论；最大的发明是所谓“股份合作制”。这是陈光生造的名号。在当时，股份制被认为是私有制的一种主要形式，而合作制就要根红苗正得多。陈光把这两个词硬捏到一块儿，使劲把改制后的企业性质往“公有”上靠，倒也马马虎虎讲得通。
否定诸城改革的人们，公开研讨，内部上书；报刊上不点名的批评，接连不断。“那会儿，扬言要枪毙我、杀我头的人都有。”陈光回忆，“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币，连自己也不知道会翻到哪一面。”
刘健的报道也惹来麻烦。《话说陈光》中提到的一位赞扬过诸城改革的国务院直属机关领导受到了严厉批评，迫于压力只好改口：“我没那么讲过，文章中的话是记者自己编的！”该机关因此动议，敦请有关部门把刘健“开除出记者队伍”。
如今已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的刘健回忆说：“我当年采访时就跟陈光讲，到现在也一直这么认为，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诸城的改革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它让陈光等这些主事儿的人在程序上小心了又小心，谨慎了又谨慎，一点差错都不敢出。诸城接待过那么多的检查组。试想，对改制企业的资产评估，哪怕少算了仅仅一分钱，‘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就坐实了，就必然满盘皆输！”
令人好笑的是，在诸城搞好搞活国有小企业的“多种形式”中，有一种本该最受质疑的形式，当时反倒受到争议各方一致的热烈赞扬，那就是“卖光”的形式。陈光把价值约500万元的诸城农用车厂，一分钱不要，“白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把小国企送给大国企，不牵扯所有制变更，皆大欢喜。
陈光送出的这家小厂，如今已经发展为行业巨人。它就是福田汽车，现有资产近80亿元，员工2．6万人，品牌价值达221.57亿元，在中国汽车行业排名第三，在商用车行业排名第一。刘健笑称，即使陈光当年“卖光”的所有企业都卖赔了，有这一家“送光”的福田汽车，也抵回来了！
围绕诸城的争论，戛然而止在一夕之间。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是在邓小平去世后、十五大召开前的特殊敏感时期，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执政宣言，表达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讲话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要积极探索股份制等各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当晚看完《新闻联播》，刘健给陈光打电话：“你平反啦！”陈光则非常激动地把江泽民讲话中有关国企改革的那一大段论述背诵了一遍。
第二天刘健又去了诸城。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去诸城了。“那几天，诸城上上下下都像过年一样。”他回忆道。
历经两年多，采访数次，材料早已烂熟于心，刘健毫不费力气、洋洋洒洒写了7000多字。他把这一大本子“草稿”用特快专递寄回给报社领导，附一信：你们看有哪些内容不宜见报，我改。徐祝庆社长只动了几处错字和标点符号，说：“就这样，发吧！”
6月20日见报的《再说诸城，再说陈光》成为《中国青年报》1997年度被转载最多的一篇报道。实际上，全国两千多家报纸，没转载这篇稿子的是极少数。
“从那以后，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真正为‘主义’而争吵的就很少了，争论主要因技术问题而起。”刘健感慨，“而即使单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诸城模式的改革也有它独特的价值。它体现了程序公平、公开、公正，不像后来流行的‘经营者持大股’、‘管理层收购’，瓜田李下，总有内部人操纵、‘掌勺者独占大饭锅’之嫌。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合法性问题，肯定不会‘翻烧饼’。当年对诸城改革持怀疑态度的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今天应该还给陈光一个公道：陈光的‘卖’法才是最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
如今，52岁的陈光已是山东省省长助理。“你是个成功的改革家吗？”经常有人这样问他。
他总是回答：“我不能算什么改革家，当时我只是想让一百多万百姓吃好饭。”
提起当年的报道，他一言难尽：“中国青年报让我太出名了。在中国干事，要静静地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