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
安德烈14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中国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几年后，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身高一米八四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龙应台感到，在她和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的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和交流。
在信中，儿子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母亲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儿子对母亲嘲笑有加，母亲对儿子认真研究。他们在阻隔、误解、试探和艰难解读中，渐渐接近对方的世界。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龙应台说，“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而安德烈致龙应台信中却说，“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龙应台看到后，迅速给安德烈回电邮道：“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安德烈却轻描淡写地回电邮说：“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该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位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据说，这些信感动了无数被隔阂与冲突深深困扰着的家长和孩子。上海读者YU致龙应台信中说，“我让女儿读您和安德烈的通信，然后在饭桌上有很多讨论和激辩。谢谢您给了我们母女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但我很渴望知道一点安德烈的成长背景以便正确地理解一些文化分歧。”
《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安德烈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