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审慎不能被亢奋的道德绑架
自认为遭遇司法不公而选择向当事法官下决斗战书的彭北京，在道德上处于极度亢奋状态。在司法不公的确存在，而且在局部甚至很严重的语境下，一个人的道德亢奋很容易引起一群人的道德亢奋，要不怎么网上有不少人认为彭北京是有血性的男人。
可是，我却对此抱有警惕，这倒不单因为在法治社会，这种“以牙还牙”的纠纷解决方式早已被现代法治所放逐，更重要的是，我很担心本应基于法律的审慎，会被亢奋的道德所绑架。两位法官肯定不会接受挑战，“决斗书”不过是想引起公众的关注。
当然，解决纠纷的最恰当方式是通过司法途径。遗憾的是，在亢奋道德的催化之下，我看不到太多理性的表达和做法。难道一个敢下决斗书的人，在法律和道德上一定就具有正当性？难道在公民和公权力的冲突之中，公权力一定要被“有罪推定”？至少在没有更多信息呈现在我们面前之前，基于“偏信则暗，兼听则明”的程序正义原则，我们不应该相信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
我不是在为司法部门进行先入为主的“无罪辩护”，也不是无视司法腐败严重性的“鸵鸟”，我想表达的是，亢奋的道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照此逻辑，郴州市委书记批示称有冤屈，似乎也有不妥当之处。不知道书记据以认定冤情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一起错案，批示按照错案责任追究处理即可，何来对当事法官“请心平气和、设身处地阅读此文”的劝勉之语？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仅凭当事人的决斗决心即认定有冤屈，是不是有失理性？
现实语境下，市委书记的批示对于案件定性的指导意义可想而知。一旦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复审后，当事人称之为冤案的案件并没有错误之处，书记的批示又该做何处理？推翻还是维持？如果司法屈从于权力的压力丧失了应有的基于理性的审慎，这是不是司法更大的悲哀？要知道，目前最大的司法腐败，其实是公权力对本应基于理性判断的司法的干预。
其实，当事人之所以选择决斗解决问题，除了道德上极度亢奋外，恐怕跟他自己在决斗书开篇所说的“求告无门”有莫大关系。“决斗”之类的行为艺术，其实是公民在对诉诸司法途径失望后的无奈之举，实在有伤法律的颜面。这并不是一个司法理性不受权力干预的问题，而是公权力必须出面干预的问题。为什么当事人会求告无门、现行的法律诉求程序存在怎样的制度梗塞等等，这些才是市委书记应该批示而且可以批示的问题，而且也是符合法律理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