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视理想主义者走了
实习生 王蕾摄
10多年前，在他的摸索下，中国的电视镜头，第一次对准了普通人的生活，小人物们第一次大张旗鼓地成为主角，走上国家电视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也成为中国电视节目制作史上的标志性话语。而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因为电视而透支身体的制片人，匆匆离世，只留下那些视他为“精神领袖”的电视人，对那段理想主义岁月的怀念——
这是中国一群著名电视主持人集体悲痛的日子。12月27日这天，他们在北京八宝山共同送别一个名叫陈虻的人。
当遗体从白色的玫瑰花丛中抬走，推出告别室时，崔永元站在走廊里，躬起身子开始痛哭。水均益走过来拍着他，陪着一起落泪。敬一丹几天来不停地在流泪，这天上午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搂着陈虻的姐姐，因为后者一想到弟弟即将火化就全身痉挛。而白岩松，一直蹲在陈虻妻子的身边，一个多小时内，不停地劝慰。
对于这些备受观众仰慕的电视明星而言，这个永远告别了他们的人，这个幕后英雄，则是他们心中仰慕的对象。“陈虻”，一个被公认为业内“精神领袖”的名字。
一位刚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年轻人说：“这个名字就如同‘马拉多纳’在一名年轻球员心中的全部意义。”中国传媒大学一位教授说：“他是央视最有责任感、最有使命感的传媒人之一。”
在他生前工作的央视南院工作区内，他被视作这座院落的灵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他是恩师。”一位女编导说。
这个年轻的女孩在陈虻去世后的几天里，都不愿去食堂吃饭，因为去往食堂的路，必须经过陈虻生前的办公室。
同事们在这位《东方时空》总制片人、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办公室里，张贴起他生前的照片和他的语录，陈列他的证件。多年前，他曾带领他的团队开创了中国观众家喻户晓的栏目《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这一次，同事们用这些细节，来讲述这个理想主义者自己的故事。
故事的华彩部分从1993年开始。那一年，以《东方时空》开播为标志，中国开始了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热潮。一群年轻人怀着理想和激情，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面旗帜下。没有正式编制，许多人甘愿丢下原有的铁饭碗，放弃家乡城市的两居室或三居室，跑到北京住地下室的集体宿舍。
“我们那时把《东方时空》叫作延安。”这个团队最早一批成员之一的白岩松说。而他们要变革的，是当时“空洞、高大全”的传统电视新闻语态和模式，要实验并创造中国最好的电视节目。作家王开岭将那段时光形容为“理想主义者啸聚挥帜的时代”。
那年7月，在《东方时空》开播两个多月后，陈虻加入到这支理想主义者的队伍。他原本在央视《观察与思考》栏目当记者，《东方时空》创办人孙玉胜找到他，说：“到《东方时空》来吧。”
陈虻回家连续看了20多天的《东方时空》，最后决定到它的子栏目《生活空间》当制片人。当时《东方时空》其他3个子栏目已然办得有声有色，唯独《生活空间》没有起色。但陈虻想，这是一个服务类栏目，就算干不成什么事，“至少不会说假话”，“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孙玉胜把他送到《生活空间》栏目组，在一个不足9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不到20个人围坐在一起，椅子不够，有的还坐在地上。从这天开始，陈虻正式成为制片人。那一年，他32岁。
原本这是一个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节目，比如教人做饭、告诉人西瓜有什么妙用等等。也因为栏目不受好评，他的团队中有人甚至自卑到不好意思去别的部门办公室借用电话。但是，仅仅3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不仅彻底改变了这一栏目的走向，而且以此为“基地”，开创了中国电视的先河，制造出一种饱受关注并且影响深远的电视现象。
“我被要求做服务性的栏目，但我想我们不仅可以服务于人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服务于人的精神世界。”陈虻生前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生活空间》很快调整定位，将镜头对准了原生态的普通人生活。纺织女工、山区教师、建筑工地的炊事员、为筹集学费在饭馆打工的大学生、卖花的女孩……从此，每天与《东方时空．东方之子》里的“学界名流、商界奇才、文体精英”一起出现在电视里的，是这些小人物的悲喜。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天夜里，陈虻在半梦半醒中为这个栏目想出了这句推广语。
这并非只是一句简单的标语，陈虻这样解释他的理念：“我们每天拍一个人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想表达对每个人的尊重，是需要以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
栏目组总是遇到采访对象不解地问：“我有什么可拍的呀？”但陈虻相信，把他们作为主角来拍摄，就是告诉他们，“他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用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唤起他们对自己的尊重。”
年轻的制片人这样告诫他的部下：“一个人就是一部书，《生活空间》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本书翻开，像他的妻子，像他的父亲，像他的朋友一样去读。”
一开始，即使在中央电视台内部也存在争议：这些人究竟值不值得拍？但观众的口碑最终给出了答案。这一栏目迅速走红。
1996年，陈虻又为《生活空间》提出了新的目标：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一个原本向人们传授生活技能的栏目，就这样走进了教科书。“学过电视片的人，几乎都学过纪录片，了解纪录片创作的人，几乎无人不知陈虻。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教科书上，在很多纪录片人的创作理念里，都曾学习过陈虻以人为本和关注细节的思想。”一位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说。
而在《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看来，“那是老百姓第一次大张旗鼓地成为主角，走上国家电视台。”那时张洁与白岩松同在《东方之子》栏目组。《东方之子》是“把仰视改为平视”，“把那些精英人物的空话、大话、假话打掉，让他们说人话、真话”；《生活空间》则恰恰是“把俯视改为平视”，“两个栏目一起完成了中国传播文化对大众的冲击”。
现在，2008年的这个冬天，这位“战友”的离去，勾起了许多人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和感伤。“我们特别怀念那个时期。”原《生活空间》的编导刘鸿彦说。
“我们是多少年一起滚过来的兄弟。”站在陈虻生前的办公室里，白岩松说。
那时，《生活空间》栏目组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园里，租住着简陋的办公室。成员们时常加班，就在办公室过夜。一个片子被陈虻要求改上七八遍是常事。同事们在一起，话题总是围绕着选题和片子。“那时大家热情、单纯。”刘鸿彦说，“那段时间，整个人都是燃烧的感觉。”而陈虻，则是这支团队的精神领袖。
2001年，陈虻离开《生活空间》，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这位“头发最长”的制片人，成了央视新闻中心“唯一一个留长发的副主任”。
在他的同事和下属眼中，这位长发飘飘的领导“富有艺术家气质”。他看上去有些文质彬彬，但有时会故意爆些粗口。他爱抽烟，但不擅喝酒，只有一瓶啤酒的量。
陈虻审片，成了央视南院工作区的经典场景。据说，每到他审片，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屏息凝神地听着他的评点。他评点一部片子的时间，往往比片子本身还长，而且句句切中要害。
他开口总爱称呼别人“兄弟”，哪怕是刚进台里工作的新人，但在审片时，他却不留情面。据说一次他看完片子，转头问那部片子的编导：“多大了？”众人不解其意，他接着说：“现在改行还来得及。”有编导说，有时被陈虻批得“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
编导们既害怕让陈虻审片，因为怕脸上挂不住，又渴望让他审片，因为那是一次上课的绝好机会。刚进评论部工作的年轻人，常常未见陈虻其人，已闻其势，因为他们的那些前辈们，“只要一提到要被陈虻审片，都诚惶诚恐”。而前辈们也会指点说，一定不能错过听陈虻审片。他的严苛尽人皆知，因为他相信，“质量是我们的生命”。
但他审片的时候也常常会被感动得流泪。
“主任看了片子说什么了？”“他又哭了。”
在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的7年里，陈虻审过上千部片子。因为审片，他总是错过饭点。白岩松回忆起来，觉得自己近几年来对他说的最多的话竟然是：“你怎么还没吃饭？”
他的身体早向他发出过透支的信号，但他没有重视，直到2006年胃出血住进了医院。2008年，他被确诊为胃癌晚期。12月23日0点21分，这个“为电视而狂”的人，告别了世界，年仅47岁。
在去世前的下午，他不断陷入昏迷。在他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话语中，一位老部下清晰地听到了四个字：“话语空间。”
那一天，人们不停地收到和发送这样的短信：“陈虻走了！”
“一个人，一个时代远去，谁还能这样坚守？！”敬一丹在发给同事的短信中感叹。
当年《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在灵堂里的悼念簿上写道：“虻虻：我从未有过的孤独……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冲锋也没了……”
2008年，中央电视台迎来了50周年台庆。这一年，陈虻热爱的新闻评论部解散，部门重组。也是这一年，陈虻走了。
但人们公认，陈虻手把手地带出了一批一流的电视人，“他们是有传承的，跟手艺人一样。”12月27日，已经四散于各处的原《生活空间》部下和新闻评论部的旧部，在他的葬礼上重又相聚。人们在他死后又一次想起他那句被无数次重复的名言：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