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容错应以完备的追责制为前提
很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解决方法的创造性运用，离不开决策的大胆创新。但因为决策是事先的制度安排，囿于人的认识能力，很难保证事前的决策能够完美地解决所要解决的目标问题，难以保证决策不产生失误。所以，允许决策试错，鼓励决策创新，是一种公共理性的表现。
允许决策试错，就必须对决策中的主要责任人进行免责。但是，很多事情容易由一面走向另一面，如果决策失误上的免责适用不当，又会导致决策上的草率或是决策中的权力寻租，让决策的失误率得不到有效控制。在考虑如何保护决策创新积极性的同时，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避免决策的失误。
也许我们还记得当时号称世界最大的人造缩微景观群“三峡集锦”，耗资4000万，建成后毫无收益而不得不拆除；安徽阜阳地委原书记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耗资3．2亿元建一个国际大机场，该市人均被摊派数百元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勉强运营一年后，就被迫关闭。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
决策失误多，损失大，一直有人强烈呼吁：建立决策失误追惩机制。在全国“两会”上，曾有1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在全国实行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这种建议的提出，暗含着这样的前提：对决策失误的追责是不到位或者说是缺位的。事实上，很多决策失误，的确没人负责，某市在一个客运站就可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政府却在10年间耗资1．4亿元，先后建了3个长途汽车站，而第一个客运站的某些设施自建成之日起就没有使用过。诸如此类的失误和浪费，为什么没人负责？
政府决策的容错机制，应是基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有限性和客观上的不可抗力而设的。也就是说，决策失误发生后，只有那些决策者主观上是为了创新地解决问题，主观上尽到了审慎的义务，才是可以减责或免责的。但是，这一切的认定，只有靠完备的、科学的、动真格的追责机制。没有追责机制在前，容错机制的出现，就可能为一些人逃避责任提供更好的保护伞。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对决策失误的追究是否已到了影响决策创新的程度？有多少官员是因为决策失误而不是因为贪腐渎职受罚？如果没有追责机制，不知容错机制会朝什么方向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