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留守老人依靠劳动自养
据了解，目前我国65岁及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近2000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组织的“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研究”课题组，自2006年11月开始，历时两年，深入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五省，对400名留守老人及相关群体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
调查显示，80.9％的留守老人依靠自己的劳动自养，但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副业的自我劳动收入，往往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甚至不足以自养。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是整体的、负面的。很多留守老人不仅基本的养老需求无法获得满足，承受沉重的劳动负担，还要肩负抚养孙辈的压力。
76％留守老人全年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少于500元
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子女供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一般的推测，子女外出务工会明显改善老人的饮食、衣着消费水平。然而，调查却发现，农村子女对父母的供养水平普遍很低，外出子女改善留守老人经济状况的能力十分有限。
“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连小偷都不会来。”一个受访老人说。
有数据称，2006年外出子女人均为留守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仅为408.3元，在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留守老人中，76％的老人全年获得的支持少于500元。另外还有18％的留守老人没有获得外出子女的任何经济供养。杨月华老人的情况中等，四个孩子合计每年给她100斤粮食和200块钱。
自养是无奈的。不少老人过了耄耋之年还在田间烈日下，耕作着自己或儿女的土地。有的老人则靠小生意、打零工、捡废品勉强生活。调查中，有一位81岁的老人，1儿3女都在外务工，但是儿女所给还不够她微薄的支出。为了自足，老人种了一分菜地，还每天出去捡废品。然而，村里和她一样捡废品的老人有30多个，“僧多粥少”，每人都所得寥寥。
如果留守老人身体基本健康，或许日子也并不十分难过。然而，“前三十年人找病，后三十年病找人”。农村医疗条件较差，留守老人往往难以逃脱病痛之苦。调查显示，49.1％的留守老人表示身体“不好”或“很不好”。他们最担心的也是生病。
在四川省青神县，一位名叫曾翠华的老人告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贺聪志，“日子太恼火了”。她和老伴分居十多年了，不是因为两人感情不好，而是要分别看大儿子和二儿子的房子，两家房子离得还很远。
有一次，她半夜发病：“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动也动不了，喊也喊不出来，心里想，没有一个人在身边，我就是这么死了也没有人知道。”老人说着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留守老人的问题缺乏相应的社会关爱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同时衍生出留守老人等庞大的留守群体。
1996年，我国颁布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其中提到了“老有所养”的原则。可是，这一原则主要是通过家庭养老的方式实施，即“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但是，随着承担主要赡养义务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长期的两地分离使得外出子女无法为留守父母提供经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同时，农业生产、照看孙辈、人情往来等重负都压到了留守老人身上，导致很多留守老人的生活处境令人堪忧。”叶敬忠说。
据了解，农村老人，不仅是留守老人，能从政府（或村集体）和社会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像杨月华老人那样获得村集体帮助的——只有25块——已经非常幸运了。这个比例在留守老人中仅有1．3％；能够得到农村养老保险支持的比例更低，不到1％。农村养老机构少之又少，而且不是限制身份（比如敬老院接收“五保户”）就是价格太高。
理论上，可为留守老人提供照料支持的主体除家庭和政府外，也可以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然而历时两年的调查，竟然一个类似的组织、团体和个人也没遇到。
调查还发现，留守老人支持子女外出的比率高达94％。在家庭生计需求和亲情分离之间，老人选择的是自我牺牲，自觉地成为孤独的守望者。他们对子女的体恤和宽容也溢于言表：“自己还能劳动，不向他们要，他们也很困难”、“儿子出去挣钱，就算一年挣一万，给孩子交完学费就差不多了”。
在河南省固始县访谈时，一名叫张长德的老人对调查人员说过两句话，“现在是好的社会，但对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好的日子”、“不怪国家只怪自己的能力不够”。负责调查的人回忆，当时听到这些话，心里酸酸地难受。
“迄今为止，留守老人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更缺乏相应的社会关爱措施。”叶敬忠指出，由于子女外出务工而引发的一些问题严重影响留守老人的健康和福祉，关系到我国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问题、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