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的怕与爱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提到他引以为傲的好友，数学家、逻辑学家王浩。王浩先生当年报考西南联大，第一年报考经济系，第二年报考数学系，成绩都是第一名。他1946年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蒯因。后来，王浩以研究人工智能成名，1983年获得了全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大奖。张世英先生数学成绩也一直非常优异，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时，是湖北省第一名。他发现经济系并非“经世济民”，而是一通“生意经”，于是转到社会系，其后又转到哲学系。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张世英先生一直在“求进步”。直到1978年以后，他才真正开始从事哲学研究，“踏上了返回自我思想家园归途”，成为我国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尽管张世英先生的早期经历与王浩颇为相似，但是两人的学术历程却大相径庭。
留心一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命历程后可以发现，留在国内的学者，除了极少数之外，绝大多数人的成就都在“知天命”之后，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而以何炳棣先生为例，他在美国的学术成果出现的时间，却有着一以贯之的连续性。何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坦言，自己从小就有出国留学的愿望。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后，何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史研究。何炳棣先生的大部分学术成就，恰恰出现在张世英、何兆武、许渊冲先生无法做研究的时间段。在这段时间，张世英先生曾帮助老师金岳霖、郑昕写批判胡适和自我批判的文章。这一时期的张世英先生也出版了有关黑格尔的论著，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但是，正如张世英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回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不胜愧汗。那是一个以政治压倒学术的时代。我的上述那些有关西方哲学史的论文和评述黑格尔哲学的著作，都是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写作的，因而也都打上了当时的政治烙印”。“这些批判现在看来，大多过头，少有对哲学史的原作原意做出切实的深刻的分析。”
张世英、何兆武、许渊冲三人都出生于1921年。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初的三十年，正是他们生命的壮年时期，本应该有更加深厚的学术积淀，并有相当的成果问世。但是，由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他们的生命被耗费在人格尊严丧失、思想自我阉割、个性压抑扭曲的内耗中。
葛兆光先生在为《上学记》所写的序言中说，“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在何兆武先生的回忆中，读者不难发觉，他所关心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如“幸福”、“人生的意义”等等。而张世英先生早年报考西南联大经济系，也是认为经济可以经世济民。在他们的思维中，现实层面的功名利禄被看得很轻。
应该说，张世英、许渊冲今天所在的北大，何兆武今天所在的清华，无论是从大学管理、大学制度、教学质量和学术成果、人才培养，还是大学精神上，都不能与西南联大相提并论。从今天的情况看，行政权力过多干预了当下的大学，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学的独立和学术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极其困难。事实上，已有多位西南联大知识精英呼吁，保持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是一所优秀大学的必要条件。但是，坚硬的现实一直对此置若罔闻，恰似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它拒绝所有的呼吁和劝告，顽固地保持着沉默和自身的威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归途：我的哲学生涯》 张世英著
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