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0个农家书屋是怎样建成的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苦水镇大路村农家书屋，是甘肃省2008年建成的4000个农家书屋之一。自2005年甘肃省率先在天水、定西、兰州3市15个行政村试点实施农家书屋工程以来，3年时间里，甘肃省农家书屋的数量已达到4600个。这意味着，农家书屋在这片43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800万农民群众间，真正扎下根。
从15个到4600个，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个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全国倒数第二的省，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作出的艰辛探索。
一次调研促成农家书屋雏形
党的十六大后，新农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在农村，文化领域有乡镇文化站，广电系统有‘村村通’。但农村新闻出版这块，我们的工作没有抓手。”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袁爱华说。
2005年7月，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到基层调研图书发行网点状况，反馈上来的情况是严峻的：甘肃省16700个行政村，仅有600余家农村图书发行网点，覆盖率仅为4％。这些网点全部设在乡镇一级，平均每3个乡镇才有一个网点，而行政村一级，则没有一个图书发行网点。
这600个图书发行网点生存状况也令人堪忧。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除了学生教科书，平均每10名农民一年才购买一本图书。“书价高，买书的人少。一个书店至少要配6个人，书店的营业额根本无法负担自身的运营。”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这些网点逐渐就萎缩了。”
图书发行网点萎缩，乡镇文化站远离农民生活，同时，那些社会捐赠的图书，很多都是出版社库存图书，农民看不懂、用不上。当时流传的一句话记录了真实的状况：“年年送书下乡、年年还闹书荒。”
基层调研的一个多月里，新闻出版局的工作人员成了天水、定西等地农村的常客。让这位负责人至今难忘的，是在天水市清水县的调研。当他们走进一户农家时，发现屋里没有一本书，只有几本课本装在孩子的书包里，之前用过的课本都已经拿去卖了钱。
这种现状，促使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想要建设真正能吸引农民、服务农民的文化阵地。农家书屋建设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大地书屋、农民书社、小康书屋等等，最后选了‘农家书屋’。当时就确定，农家书屋一定要建在行政村，要建在农民最方便的地方。”袁爱华说。这个时候，农家书屋以“农民为主体”的原则已经确定。
“一开始就遇到棘手的资金问题”
“3年来，农家书屋每走一步，都遇到困难。一开始的困难，就是资金。”袁爱华感叹说。
甘肃省第一批试点的15个农家书屋建设经费，全由省新闻出版局支出，共计20万元。“这真是挤出来的钱。”袁爱华说，“没有项目，任何地方不可能给你钱。”同去调研的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甘肃省能把这个工程做起来，我能做的也就是通过发行司找出版社给你们捐一点书。
“开会研究时，我说，要把农家书屋做成全国工程。在当时看来，这是一种奢望，我只是想鼓舞大家的士气。”袁爱华回忆说。
最难熬的2005年终于过去，2006和2007年，甘肃省连续两年给予农家书屋工程资金支持，共计300万元。2008年，中央财政拨出6亿多元专项资金用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这一年，甘肃省政府决定把建设4000个农家书屋列入甘肃省政府为民所办的“14件实事”，这一决定为争取到占全国资金总额10％的6400万元专项资金起到决定性作用，经费难的问题终于解决。
尽管农家书屋工程获得国家财政支持、列入甘肃省政府为民所办的“14件实事”，但基层资金配套仍是难题。
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实行的是三级建设目标：省一级负责出版物配备，市县一级配置农家书屋设备，村镇出房屋和人。
按规定，西部农家书屋工程的图书资金，80％由中央财政拨款，20％由地方承担；配套设施，如桌椅板凳等则由市、县区负担。如果以每个书屋2．5万元的资金配备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即由省上配套两万元码洋图书，市、县区配套5000元的配套设施及相关费用。
以天水市清水县为例，2008年建设100个书屋，需要总投资2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筹集160万元，省财政筹集40万元，市配套15万元，县区配套35万元。35万元，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并不是小数目。“越到下边越困难，到位资金紧张得很。”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局长苏定武感叹说。
在苏定武看来，把农家书屋纳入地方政府为民所办的实事中，有助于从政策上保障地方配套资金的落实。
“更大的考验在后面”
书屋建起来不容易，如何真正发挥作用，则是更大的考验。
选址、选人、选书被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称为重要的三个环节。
甘肃省地理环境复杂，有时调研一个点，就要花一整天时间。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2008年8月，省里才确定天水市要建500个农家书屋，这就意味着要在短时间内跑完500个点。在路况不好的乡村，有时连车都开不进去。一次，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去陇南调研，车开不进村子，只好下车，改骑毛驴才进了村子。
据大路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成克辉回忆，这一年，他经常看到农家书屋工程的相关负责人员下来调研。“检查房子、书柜和里面装的东西。”成克辉说，他遇到这样的调研和检查大概就有七八次。
图书书目的制定同样工程巨大。2005年甘肃省第一批农家书屋建成时，每个书屋配了800本图书——大多由社会捐赠。这些捐赠图书中，有一些是政治类图书和学习材料。袁爱华还记得，那时去几个书屋验收，一眼看过去，书架上全是副本，都是一本书。“这提示我们，书目的制定是最重要的。”袁爱华说。
“农家书屋能否长久存在，能否得到农民喜爱，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配好书。配好书，是农家书屋生存的生命线。如果配的都是出版社的库存书，我们都不爱看，农民怎么会去看呢？”袁爱华说，“从2005年到现在，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做书目单的工作。”
如何从书海中选出适合农民阅读的书？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制定书目的负责人说，仅因书目一事下去调研，就已经跑了十多次。通过多方调研，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最终确定书单——《农家书屋出版物配置目录》。
自2005年至今，农家书屋出版物配置目录一直在调整。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去河西调研后，发现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了，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于是，他们将配备图书的比例进行了调整：适量减少农业科技类图书，青少年读物则增加了。今年，农家书屋出版物配置目录共做了5套，根据各地地理、民族情况不同，配置的书目要加以区别。
“我们就怕把这个东西搞成政绩和形象工程。”袁爱华告诉记者。为此，2008年，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先后3次派出9个调研组赴14个市州对各地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和调研，最近，他们正在筹划派7个工作组对2008年新建的4000家书屋进行验收。
“农家书屋的建设，我们并没有什么模式，只要能把事情做实就行。如果书屋建起来，门却天天锁着，最后伤害的是农民的感情。”甘肃省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刘伟说。“树人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取得成效，要坚持下来。如果一个村，能培养十个、八个读书爱好者，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