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但求无愧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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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后人只能通过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来遥想萧友梅的“马褂乐队”在北京大学大礼堂的那场青涩演出。
台上只挂着几盏煤气灯，好奇的数百名师生坐在台下聆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一支15人组成的管弦乐队手里拿着提琴、洋号，却一水儿的长袍马褂。唯独担任指挥的那个大高个，穿着西式礼服，戴一副黑边眼镜。据说当时乐器不全，声部都得靠钢琴补上。
不过演出倒是获得了成功。后来徐志摩给学生讲济慈的《夜莺歌》，有学生抱怨没听过夜莺叫，他便指点学生去听萧友梅指挥演出的“培德花芬的第六沁芳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据说曲中能听出夜莺的歌唱。
在萧友梅归国之初，音乐专业不过是高等学校里的附庸。有与美术合为图音系，有与体育合为音体系，也有大杂烩式的称为图工操唱。后经萧友梅的奔走，音乐才率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独立成科。
1927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萧友梅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后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办之初，萧友梅即向各省教育厅发函要求选送学生，以求“乐声遍及华夏”。
不幸的是，1929年夏天却发生了一场风波。起因是学校规定暑期留校住宿的学生需交8元宿杂费，后来有人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指使学生赴南京请愿，以便趁机取代萧友梅。
学潮的结果，萧友梅请辞，音乐院宣告停办。只是学院改建为音乐专科学校之后，南京教育部仍聘萧友梅为校长，但要求原音乐院的学生凭音乐专科学校的通知来校注册。许多参与学潮的学生，包括后世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在内，都没有收到通知，从此被取消了入学资格。
客观地说，此次风潮的起因纯属经济问题，并无政治因素，但音乐学院因此降格，实是萧友梅生平“最痛心”的一件事。
只是若干年后，“冼星海退学”和其后“聂耳未被音专录取”，却成了音乐史学界的两桩公案，早已身故的萧友梅也由此被置于“人民音乐家”的对立面。他所创办的音专，也被定性为“买办资产阶级的学校”。
在中国大陆沉寂了40多年之后，直到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才为这位缔造者树起半身铜像，那两桩公案也有学者考证澄清。在铜像落成典礼上，当年的音专学生情不自禁地想起老校长家中张挂的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这所由萧友梅一手创办的学校只有2600元的开办费。据第一届学生、著名歌唱家喻宜萱回忆，当时，学校就设在一个小弄堂内。萧先生同大家挤住在一起，每天穿着一套普通的旧西装上下班。他既没有专用汽车，也没有当时稍有地位的人都有的专用黄包车，外出办事，近处就靠两条腿，远处就乘电车……
其后十多年内，学校因为付不起房租九迁校址，以至校长萧友梅在每年开学典礼上都要苦笑着说：“搬家是音专的家常便饭。”
萧友梅设置的课程主要是西洋音乐，但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学民族乐器，据说他评价音乐作品的标准是看是否“适合中国人的耳朵”。
钢琴家丁善德在回忆文章中评价，在音乐教育上，萧友梅深受好友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这位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毕业的萧博士，又浸染了“德意志民族固有的严谨作风。”
有一次，顶头上司蔡元培想介绍一位女士到国立音专任钢琴教员。萧友梅在复函中表示“极感关怀之厚意”，但同时指出：“敝校教员早已聘定，一时无法延揽。”
后来，学校对一屡犯宿舍规则的女生做了“取消学籍”处分。蔡元培受人所托致函萧友梅说情。萧友梅回复说，处罚的目的是给学生们一个提醒，让他们有进取之心，如果收回处罚，对学校影响极坏。“两拒蔡元培”传为一时佳话。
1940年，萧友梅要求音专内迁未果，其后又严词拒绝了汪伪政府的延揽，只得独立在风雨飘摇的上海继续办学，此时的萧友梅在生活上已是贫病交迫。
据作曲家陈洪回忆，1940年岁末，他在医院里最后一次见到萧友梅。这位已身染沉疴的校长，尚且惦记着钢琴教室门上有一条长缝，风儿嗖嗖地吹着弹琴者的手，便嘱咐要用硬纸条把门缝塞紧。
几年后，陈洪才知道，这是辛勤创业的音乐教育家最后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