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私用，立法保护举报人又如何
能够立法，专门保护举报人，当然是一件好事。制定这样一部法律的社会共识，应当说早已形成，也不存在什么立法技术障碍。但我们的真正问题不是无法，而是有法不依，司法还不能有效地保障社会正义。张治安、程维高将公检法公器私用，罗织“莫须有”罪名，本身是有法律管辖的，他们是知法犯法。给举报人专门立法，实际效果如何，现在还很难说清。
地方领导之所以知法犯法，是因为他们掌握地方大权，是公检法的“顶头上司”。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总有文件比法律管用，而我们早已出台了不少保护举报人的党内文件、政府文件。但这些文件执行不执行，往往要看地方领导的态度，当他们想报复陷害举报人之时，有文件就变成了废纸。法律，是靠检察、法院以及公安机关来执行的，而这些机关的领导人升降进退取决于地方领导，于是依不依法办事就完全取决于地方领导的态度。
比如程维高怀疑前任“在背后整他”，怀疑石坚参与其事，于是成立专案组，谋划从石坚身上打开突破口。专案组唯上而视法律如无物，马上派人跑到福州，把石坚抓起来，投入大牢。按法律规定，抓人是要履行相关法律手续的，专案组却根本不理这一套。除了服从权力，他们是没有什么原则的，所以他们干脆要求石坚编造“道听途说”之事，诬陷河北省委老领导。
若说程维高官大，才会肆无忌惮，那么张治安只是处级干部，却照样可以摆布公检法，让这些机关按其个人意志运转。大家由一种“现实主义”支配着，地方“一把手”深知手中权力的真实性和穿透力，公检法干部承认地方“一把手”的支配性地位。他们打击报复举报人，每一步骤都是违法的，对此他们皆非外行。如果害怕法律，他们早就收手了。
应当说，在国家的权力序列中，地方领导人并无所谓“绝对权力”。他们受到来自中央权力的监管，一旦被证明“有问题”，他们的政治生命就完蛋了。但中央监管地方权力需要信息资源，由于技术原因，信息供给主要来自基层举报。也正因为如此，制止和打击报复基层举报人，就成了地方权力的必然选择。这样做是有政治风险的，但敢冒风险，才能为自己的权力赢得时间，其政治生命的延续才成为可能。
不仅应该视防止打击报复举报人为法律问题，还应该把它看做一个如何制衡和监督权力的问题。中央监管有权力做后盾，但在信息方面只能依靠民间和基层。而民间和基层拥有信息优势，却无“监管”权力的权利。立法保护举报，也许可以打通中央与民间的信息渠道，使双方联手。但地方权力可能打击报复举报人而为自己赢得时间，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让地方权力的腐败在时间上输掉。
立法当然要推动，而进行公民权利建设，保障他们对地方政治的有效参与，可以消耗地方权力腐败的时间资源。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