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探寻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
当武汉市教科院德育室主任王一凡第一次走进德才中学时，门口橱窗里的这句话一下子映入了他的眼帘。
“这是每一个农村孩子进入德才中学的宣言，还是历练后坦然的心声？”作为一名即将深入该校担任副班主任的教育观察者，王一凡在当天的随笔中写下了这样的疑惑。
一年后的今天，王一凡探寻的答案越来越清晰。
据国家审计署武汉办对994位随迁子女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对其子女能在武汉入学表示十分满意。在调查问卷“您最感动的事情”一栏中，一位进城务工的家长写道，儿子在学校享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待遇后变得很有礼貌，懂得感恩，学习也有了进步。
2008年12月初，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公益基金会等联合设立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在北京大学博雅会议中心举行颁奖典礼。获得优胜奖的10个案例中，武汉市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方面的探索，提供了在中心城市地区同类问题的解决模式，榜上有名。
2008年秋季，武汉市零门槛招收随迁子女入学，282所公办中小学免收借读费，共接收随迁子女14.6万人，占随迁子女总数的89.78％。随迁子女入学享受“市民待遇”——享受与城市居民子女相同的入学政策、升学政策和收费政策。“当很多城市还在为流动儿童入学难发愁时，武汉已经开始了‘融合教育’的探索，这是一个富有前瞻性的课题。”中央教科所一名专家评论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朱小曼教授如是评价，“武汉市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方面，不仅出经验，而且出思想，一直处于全国排头兵的位置。”
一场风波背后的“平等观”
武汉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魏义华至今记得2006年的那场“独立编班风波”，以及当时的尴尬与无奈，“一下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当年9月，武汉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纳入教育统筹规划范围，在全市10所学校的起始年级开展农民工子女就学单独编班试点。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
时至今日，通过百度搜索，《武汉农民工子女独立编班引发争议》、《武汉农民工子女独立编班激起波澜》一类的质疑文章仍赫然在目，“独立编班加剧阶层对立、涉嫌歧视”之类的评论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指出农民工子女独立编班，让人联想起一百年前美国种族歧视下的黑人车厢现象……
在这些争议的背后，故事的另一面有着这样的表述——武汉市复兴村小学，一名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读书没两天，就要求转学——他喝不惯课间牛奶，班上同学嘲笑他。一名农民工子女好不容易进了重点中学，可是他满口“乡下话”，城市同学没有人愿意和他玩……
最早实施单独编班试点的德才中学校长陈长俊说，城乡差距是横亘在农村孩子和城市学校间的一座大山，这样的差距无法短时间跨越。单独编班能让孩子有缓冲期，逐步跟上城市教学的节奏。对刚进城的孩子来说，混合编班易导致更强的自卑感，还会引发攀比，加重农民工家庭负担。
对小学低年级段、性格外向的学生，若容易适应混合编班，应鼓励“流动花朵”到混合班就读。对中途转学、中高年级的学生，可先单独编班学习，引导其和城市孩子接触。只要孩子适应了新的环境，就将其转入混合班。
在同样来自农村的陈长俊看来，平等才是融合教育的基础。也正是这次争议，推动了“融合教育”思路的形成。
为了让农民工子女不感到一丝不平等，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老师们不许在班上或者任何公共场合提到孩子的家庭背景，不许流露出对孩子的不满；老师们要牺牲休息时间，无偿地给孩子们补课；老师们要定期家访，了解孩子们的生存环境，多和家长沟通。
而今，在武汉市，农民工子女可自主选择是否与武汉籍孩子，同班就读，以便顺利度过心理调适期。
武汉市教育局局长谢世腰回顾此次改革探索时不无感慨，“如果任何一个试验都是一个声音，都是一个认可的话，我想就没有进行探索和试验的必要了，正因为有不同的声音，正因为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才有探索和试验的必要。”
他们渐渐开始了对城市文明的认同
“我已经有24颗星了！”虽然所有的星都“寄存”在老师的本子上，11岁的杨熙仍脱口而出。
老家在安陆市农村的杨熙就读硚口区轻机小学五年级一班，前几天中午吃完饭，他捡起楼梯口一片纸屑，被班主任吴志敏老师看到，当即收获了一颗“环保星”。
“学习星、环保星、劳动星、文明星、科技星、体育星、卫生星”，在轻机小学，“七好摘星”是孩子们的最爱，每个老师口袋里都有“星”，向老师问了声好、今天的作业比昨天完成得认真了……孩子们的每一个闪光点，都被老师用“星”记录下来，达到一定数量还可以贴上班级、学校的明星榜。
调查显示，行为习惯的不融合是随迁子女融入校园生活的一大掣肘因素。随着摘星活动的开展，穿拖鞋来上学、随地吐痰、交作业拖拉……这些在农村司空见惯的散漫、不文明举止正在这里渐渐消失。
好习惯是在点滴之中形成的。广埠屯小学提出“让每一个孩子在岗位中践行雅行教育”，“给每个孩子一个岗位”：大到学校的升旗手、文明监督岗、校园小导游、绿色天使、电视台小记者、小播音员；小到班级的朗读员、节能卫士、交通安全员、楼梯大使等，让每个学生在学校都有“事”做，尽量让学校的每件“事”都有学生参与。学生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记录在他们的“成长档案袋”里，作为考评依据。
学生参与校园岗位管理的过程实际上成了孩子们自我教育的过程。六年级的程尧晶同学在自己的成长手册中这样写道：有些同学下楼时为了扶楼梯就没有靠右行，阻碍了其他同学；有些同学在楼梯上玩划拳游戏，这样无论是对行人还是他们自己都是不安全的，我作为楼梯大使一定要坚决制止！胖胖的张弈龙同学总爱在课间和同学疯闹，后来他加入了校园导游团，在口语表达和文化历史知识方面一展所长，被评为学校的金牌导游。这样的故事在校园里比比皆是。
王一凡至今记得去年刚开学一个月时，让班上同学写的一封《给农村小伙伴的一封信》，当时全班47位学生，所有的信里全都是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和留恋，完全没有这个城市的生活气息，“他们尽管生活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城市被远远地被抛在他们的身后。”
而一年之后，同样的题目在学生笔下有了完全不同的表述，有的学生写这个城市的高楼多了，有的写与城市学生的交流、作客经历。“他们已经逐渐开始了对城市文明的认同。”
多元评价改变孩子的心灵
走进江岸区三眼桥小学时，学生正在做课间操。
孩子们两人一排从窄窄的楼梯口走出来，步伐整齐，见到年长者不断地敬礼，问“老师好”。有谁知道就是这所学校，95％以上的孩子来自农村，过去每次下课学生一窝蜂涌到狭小的操场上。
如今，这里有全区公办小学中的第一个塑胶跑道，有鲜花绿草，而更多的改变来自心灵。
学校校长王晓芹说，一次调查发现，虽然不少城里的孩子都喊学习特长很累，但是“流动花朵”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语，眼睛里流露出的是羡慕。
“一个艺术素养高的学生必定是一个好的公民，孩子们买不起钢琴，但是一把口琴也可以带来成长的快乐。”在王晓芹的推动下，学校开设了绘画、书法、口琴、竖笛4个艺术兴趣小组，免费吸收学生加入。
在这里，每个学生如今都有一门特长，学生合唱团在江汉区拿过金牌，学校还是全国京剧试点学校之一，口琴拿过全区的冠军。让王晓芹感慨的是，“农村来的孩子朴实，一点激励就能让他们上进。”
会做别的同学不会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就能当上校园明星，记录在校园文化墙的“吉尼斯榜单”上。在三眼桥小学，不少同学都成了学校里的“名人”。
学生明明因为自己成绩不出众，经常感到自卑。班主任发现他很会削水果：每次家里来了客人，都是他负责削水果，他削水果一气呵成，削出的果皮很薄，宽度也相同。经过同学、家长和老师的一致推荐签名后，明明被评选为当周的“削果皮明星”，他的记录也被留在了学校的“校园吉尼斯冠军明星榜”上。而这个明星榜里，“穿衣明星”、“扫堂腿明星”、“骑慢车明星”也赫然在目。
有与三眼桥小学类似探索的学校不在少数。在德才中学，针对少数农民工子女自卑心理较重的情况，学校组织了“夸夸他（她）的优点”主题班会，鼓励城乡孩子互找优点，相互夸奖。
来自孝感的廖春莲性格内向，极少与同学打交道，却乐于为大家做事。月初的一次班会上，一个武汉学生夸起了廖春莲，说她“担任清洁委员任劳任怨，不计名利，是我学习的榜样”。那天晚上，廖春莲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她对班主任说：“我以为大家看不起我，看来我错了。”
多元化的评价，为每个学生创造了认识自我的空间，也为学生探寻到了信心的源泉。如今，在武汉，农民工子女已成为优秀青少年的重要群体之一。梨园小学五（2）班的杨雨晓是农民工子女，她凭着勤奋、刻苦和顽强，近日当选为武汉第十五届“十佳少年”之一，她也是武汉首个当选“十佳少年”的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大学本科刚刚毕业的王巧也清楚地记得，4年前，她在武汉三中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市第一个在高中阶段入党的农民工子女。就在德才中学，去年免试进入省示范高中的14名学生中就有12名来自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