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的训导师死了 文明的冲突仍在继续
中国人有必要了解亨廷顿的理论。毕竟，在2004年出版的他的封笔之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判断：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美国盎格鲁新教文化“一个似乎令人可信的潜在敌人”是中国。即便亨廷顿先生转而用“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在近期内看来还不大可能”的委婉表达，降低了声调，却并没有掩饰他的基本观点。
早在1957年，亨廷顿在《士兵和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和政治》中就表明了思想倾向：在国内问题上是自由主义者，在国际问题上则是鹰派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自由主义对改革有利，对国家安全不利。而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他大胆断言：“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的地位。与其看它是民主还是专制，不如看它是否体现了共识、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这些观点是“亨氏理论”的基石，为他“文明冲突论”的政治学大厦打下了牢固的地基。可惜的是，后来的引述者们断章取义，鹦鹉学舌，只看重亨廷顿预言“9·11”的“先知”角色，却忽略了他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脉络。
亨廷顿不相信任何空想性质的乌托邦。这是一位经历了20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后回归常识的现实主义者的结论。“政治原则不会像亲缘亲情、血缘族情、文化和民族属性那样，在人们心中激起深厚的感情和归属感”。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国家和族群的精神世界。他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并要在未来使国家重新焕发活力和持久的感召力，就必须回归其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民族特性”。
亨廷顿在两个方向上反对美国的主流意识：倡导多元文化和多民族共荣的“世界主义”和企图把美国精神强行推广到世界的“帝国主义”。前者有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和国家精神解体，而后者则因为过于推崇力量的粗鲁，反而激起了全球性的反抗。亨廷顿的“精神疗法”似乎有点中医色彩，面对病灶缠身的国家肌体，他既不建议大用抗生素消毒杀菌，也不建议将它推上手术台下刀子割除毒瘤，反而告诫病人：“回家吧，别疑神疑鬼瞎担心，好好锻炼身体，吃好喝好，建立自信心，比什么药都管用！”然而，对于一个急功近利、积重难返的社会来说，这种劝告恐怕是无力的。也许在这一轮经济大危机之后，美国人会重新认识到亨廷顿这位“美国精神训导师”的价值。
处在大转型历史时刻的中国人，确实应该读一读亨廷顿的书。不是读他的结论，而是学习他的方法和立场。越是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极端主义”越盛行，或者剑拔弩张搞对立，或者左右摇晃打摆子，却唯独把国家精神和民族大义扔到一边。
亨廷顿在其著作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我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的双重身份写这本书。”他从来不说自己的学术成就属于全世界，因为空话早已不让人信服。只有民族的、国家的，才是世界的。那些从来都眼睛向外，忽视甚至贬低自己的民族传统、缺少文化自信心的所谓“大家”们，是否真能读懂亨廷顿的理论？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