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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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咨询员背后都应有一个咨询员

本报记者 张文凌 《中国妇女报》记者 梁苹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1-14    [打印] [关闭]
    年轻医生吴遐刚刚调到艾滋病诊疗中心时,就遭遇了第一次职业暴露。

    那天,她正在帮助护士做艾滋病病人的深静脉封管,由于管内压力较高,病人的血液突然溅到了她的眼睛里,那一刻,吴遐吓呆了,护士和医生们立即用生理盐水为她清洗眼睛,并给她服了抗病毒药。由于抗病毒药副作用很大,在被医院隔离连续吃药的3个月里,恶心、呕吐、拉肚子折磨得吴遐快要疯了。“我宁可染上艾滋病,也不要再吃这药了”。万幸的是,她挺过来了。

    在艾滋病科,每个人都有职业暴露的危险。科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在怀孕期间发生了职业暴露,不得不做了人工流产,夫妻两人为此伤心了很久。艾滋病患者中吸毒的人特别多,血管特别难找,他们中皮肤损伤的人也很多。有一个患者,患有严重的皮炎,护士在给他打针时,刚把皮肤绷开、血管固定住,那块皮肤就整块地脱落下来,护士忍不住呕吐起来,当时她带着口罩,呕吐物就兜在口罩里,可是她仍然坚持着把针打完,离开病房后才把口罩丢掉。

    有时候,吴遐很想离开艾滋病科。在这个科室工作意味着低收入、高风险。如果一旦遭遇职业暴露,被感染上艾滋病的几率是最高的。就算没感染上,在被迫服药期间,身心所受到的创伤也久久难以治愈。

    艾滋病咨询员每天听到的都是哭泣,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在咨询中哭泣。

    豆子就目睹过一个人间最美丽的故事:一个13岁的女孩,父亲前几年去世了。继母被确认是HIV感染者后对女孩说:“去找你的妈妈吧,我不能再抚养你了。”女孩摇摇头说:“我要陪着你,我要学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好好照顾你。”

    但是,艾滋病好像是一个放大镜,有时把人性的善放大成一个奇迹,有时又把人性的恶放大成一具可怕的骷髅。过去20年的临床工作,让豆子常常有一种沮丧:“咨询员工作没有成就感”。

    “很多时候,在路上遇到接受过我咨询的求询者时,他们都装作不认识。尽管我知道,要保护好他们的隐私,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更有信心,但形同陌路的擦肩而过,让我心里满是失落与凄凉,我的工作让我连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都无法得到。”豆子说:“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情绪,我不能向家人倾诉,不能向任何人谈起,因为这是咨询员的工作原则。”

    对许多医务人员来说,直面那些严酷的、常人难以理解的社会现象,面对那些与他们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完全不同、又不能进行道德评判的社会边缘人群,每天他们的内心都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冲突。

    “咨询员是典型的两面人。”医生丁志辉说,作为一名VCT咨询员,不管你在道德上怎样评判,不管你内心怎样的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你都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分忧解难。

    这个在求询者眼里充满责任心、每次都要反反复复告诉求询者“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过来找我,不愿意过来,可以打电话”的咨询员,下班后总是心情压抑。“每天面对那么多的人间苦难,怎么可能把生活和工作完全分开”。有时候,他会找一个地方发泄一下,大喊大叫或者狂奔乱跑一通;有时候,他会闷头和朋友打牌,不管输赢,只为了把压抑的情绪转移一下;有时候,他会开着车到郊外走走,让心情暂时放松。

    而且,无论是什么身份的咨询员,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工作条件:他们的咨询室都不大,有的只有10多平方米,甚至没有窗子,咨询员和感染者之间仅仅隔着一张桌子。许多感染者都会并发结核病,在和咨询员面对面时,他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还会大声地咳嗽,而咨询员却不能戴口罩,也不能躲闪。“那样做了,就是告诉感染者你害怕了,有了这种感情上的距离,感染者怎么信任你?”有的求询者会在咨询室里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吼叫:“让我去死吧”,有的甚至真的会从咨询室里往楼下跳,这个时候,咨询员的压力都非常大,非常焦虑。

    有的咨询员还遭遇过患者的大吵大闹甚至恐吓威胁。“有高风险的职业,就应该有一些化解风险的机制。但现在并没有这些机制,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云南省公共卫生专家、昆明医学院教授李晓亮指出,艾滋病咨询员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那些无数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基层人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把国家艾滋病“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以及反对歧视的斗争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中的。特别是咨询员与求询者之间的美好感情使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这正是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但是与他们付出的情感、精力、努力、贡献相比,他们得到的关怀太少了,尤其是他们的心理压力问题。”李晓亮认为,国外的心理医生,都有着比其他行业长的带薪假期,以让他们在长假里排解他们的情绪。然而在我国,由于求询者太多,工作人员太少,有的艾滋病咨询员甚至连国家规定的每年15天公休假都休不了。

    李晓亮说:“虽然一次次面对挫折、背叛、失望、死亡,但这并不意味着下一次的面对会更容易一些。艾滋病咨询员能承受多少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在艾滋病咨询员的职业生涯里,责任是一种刻骨铭心地痛,责任是埋在内心深处的悲伤,责任是没有闲暇、永不停止旋转的陀螺,责任是面对家人时强装的笑脸,责任是上了肩就无法卸下的担子。咨询员不应该独立作战,他们的背后应该有一个团队和制度的支持,当他们支撑不住的时候,有团队来帮助他们减压,让他们走出因工作带来的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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