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年何月，春节新民俗不再春晚一家独大
今年的春晚有了不少新气象，春晚剧组对节目内容不再遮着挡着捂着，就是一大进步，彩排照片和节目单早早地便在网络上流传开，也没见央视的人为此着急上火，吆喝了多年“开门办春晚”，这次才算有了那么一点开门的意思。多听听网民的意见没坏处，虽然今年也许不会带来明显的改观，但对以后春晚能够更贴近观众心意定有帮助。
此外，今年春晚要求真唱了。前些天，关于春晚是否应该真唱还引起过一阵争论。真不理解这个问题有什么好争的？在被假唱欺骗了这么多年之后，应该允许人们宁可听有瑕疵的真唱，也不再听早就录制好的声音了；再者，台上的演员明明是在对口型，却一个个表现出无比投入感情充沛的样子，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真唱，像一个照妖镜，它让歌坛的“南郭先生”纷纷现原形，就凭这一点，也应该给2009年的春晚记上一功。
“恨你、骂你，但又离不开你”，用这句话形容春晚再合适不过，春晚作为除夕夜必不可少的一道精神大餐，它的存在意义已大于它的娱乐价值。在批评潮水年复一年地倾泻到春晚身上之后，很多人已经明白，在娱乐多元和观众欣赏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想要让春晚恢复到以前那样的影响力，已属奢望。还有，春晚不过就是一台晚会而已，不喜欢看还有几十上百个电视频道供选择，没有必要要求春晚办得像奥运会。
春晚26年，有人总结了26个最难忘的瞬间或片段，大致数了数，有一半和歌曲有关，而且多集中在前期，比如1983年李谷一的《乡恋》，1985年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1987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1991年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由此不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现在春晚不受人待见，缺乏能表现时代特征的流行歌曲，是不是一个重要的症结所在？赵本山的小品虽然精彩，但总归不能像流行歌曲那样被广泛传唱，当春晚失去制造中国最流行的歌曲的能力，它的魅力随之下降便不可避免了。
魅力下降，但不等于关注度降低，综观春节前后的大众娱乐，春晚是当之无愧一家独“大”，根本没有任何能与之匹敌的集体娱乐项目。作为一个新民俗，春晚已经完完全全地契合到了中国人的春节生活中。对于春晚算不算“新民俗”，一直以来也存在着争议，作家肖复兴曾撰文认为，“民俗应该是经历过千百年历史积淀下来的东西，应该是百姓都能够参与进去的东西……说春节晚会是民俗，这民俗也实在太容易了点儿。它才不过20多年的历史，民俗的味儿还没闻到呢。”作家冯骥才却持相反观点，“春节晚会由于顺应了年俗特点，又应急地满足了人们的过年心理，挽回了人们在文化上的失落感……如今看春节晚会已经成了十几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都认可的‘年文化’了。”
春晚究竟是不是新民俗，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它有没有成为春节的保留节目——这是毋庸置疑的，二十多年春晚看下来，已经不能用单纯的收视习惯来解释，很大程度上它已经和年夜饭、放鞭炮、贴春联一样，成为沟通家人情感、烘托节日气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没有成为广为传播的文化话题——这是可以肯定的，从春晚筹办、遴选演员，到春晚直播、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评选，春晚话题持续长达半年，和春节密切相关的民俗，也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它有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思维——这也无可争议，每年的春晚流行语如“你太有才了”、“为什么呢”等，在春晚结束后会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融入人们的话语系统，成为传达观点、表现情绪的载体。
除了春晚，“贺岁大片”、“拜年短信”、“新年音乐会”等也有成为“新民俗”的趋势，但与春晚相比，这些“准新民俗”总还是摆脱不了娱乐成分、科技成分偏浓的嫌疑，或全民参与热情程度不足，因此这些“准新民俗”难以担负起春节期间满足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重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文化价值体系正在慢慢消解，根植于乡村的春节民俗有很多正在消逝或已经消逝，比如祭灶、扫尘、吃灶糖等，连最普及的拜年和压岁钱也变了味，前者由短信代替，后者变成了攀比和敛财。保护传统习俗，发扬能融合传统习俗功用又能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新民俗，均成当务之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仅仅拥有吃年夜饭、贴春联、发红包的老习俗和春晚这个新民俗，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和民间都应该有意地为新民俗的养成创造有利条件，让更多有意义的活动丰富我们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