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不人道的工棚制度
人生之大悲痛者，莫过于老无所养、幼无所托、青春无所伴。对于农民工及其家人来说，可以说人世间所有的苦难全都由他们来承担了！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吗？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他们变成或“被变成”没有情感的、年复一年终日劳碌只为了一月千把元工资的“纯经济动物”？造成那么多留守儿童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等和不能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那么多的“体制性寡妇”和留守老人，仅仅是为了照顾家和孩子，就甘愿过一种长期缺乏亲情爱情的生活，只把自己当成挣活口的牲口和苦力？
我认为一个被忽视的原因就是不人道的工棚制度。我们曾经沾沾自喜于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城市化却没有产生贫民窟，殊不知，2．26亿农民工中的绝大部分，住的是条件恶劣的工棚和临时集体宿舍。那些临时性的工棚和集体宿舍，长年蛰伏在城市未建成的高楼大厦的阴影里，拥挤不堪、混乱不堪、肮脏不堪，大多数长年没有阳光也不透风，冬冷夏热。工地的噪音、粉尘就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
比恶劣的物质条件更恶劣的，是这样的居住条件把农民工家庭生活的最后一点温馨、最后一份权利剥夺殆尽。“50岁以前没有性生活，50岁以后没有社会保障”（秦晖语）就是不少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更有一些不良企业，明令禁止员工外宿，只能住集体宿舍。
人不仅是经济动物，而且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不仅是企业的赚钱机器，而且还是一个个“社会人”。贫民窟里有温暖的亲情爱情，有不同人群聚居的社会与群体生活，有老中青三代同堂的乐趣；而工棚和集体宿舍的生活，即使锦衣玉食，也是精神残缺的。
该向不人道的工棚制度彻底“宣战”，至少是告别了。要么允许贫民窟存在，让进城农民工拖家带口地自由聚居；要么政府承担起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的责任。不论是贫民窟还是农民工廉租房，在有一定规模的地方，都应该建学校、医院、文体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并且通公交，还应该鼓励和允许在廉租房和工地之间开通公司班车。1950年，国家搞过调查，上海棚户区的居民占上海人口的四分之一强。现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仍然有大量的棚户区。允许贫民窟存在，一点不丢人。丢人的是有几亿农民工及其背后的家人，在工棚制度下过着没有正常家庭生活、没有亲情爱情的“非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