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下文物保护困局
2007年9月，北京文物部门接到匿名举报说，在建的西客站南广场地下车库发现古墓。等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墓室早已被刨开，棺板椁木散落在地，只留下一盒墓志，告诉来人这里曾埋着“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之兄、明荣禄大夫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贵”。
经警方调查，是挖掘机手发现了古墓葬，一看下面有宝贝，又给埋上了。晚上就带人哄抢了墓里的文物。后来因为分赃不均，才有人举报。警方介入之后，只追回一条残缺不全的玉带，其他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每次说起类似的故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宋大川的脸上都会露出心痛的神情。“如果施工前经过考古勘探和发掘，这样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
今年元旦，故事里那个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地下车库正式启用，800个车位让接送亲友的市民不用再体会泊车之苦。
“你不觉得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有矛盾吗？”身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时常被人这样质询。这个温和的保护派总是坦然回答说：“建设是发展，保护也是发展，而且是更长久的发展。”
只是从保卫北京城墙的梁思成算起，保护派的发言大多被建设者的机器轰鸣声所湮没，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毁灭。
地下文物屡遭劫难
这一次遭难的是“地下文物”。这是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以区别于被世人追捧的故宫、十三陵等“地上文物”。
对一个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都城来说，地面上目之所及多半是明清两代五六百年的古迹。依据已有的发现，宋大川认定，在北京的地下，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埋藏着整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甚至包括50万年前古人类的文化遗存。
1996年，北京东方广场施工时，在王府井东侧距地表16米深处发现了旧石器晚期人类用火的遗迹，当时的开发商决定，与政府联合建立王府井旧石器晚期遗址。
这是屈指可数的地下文物受到保护的故事。更多的地下文化遗产在城市化进程中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每每想来都令宋大川痛心疾首。
2006年，亦庄经济开发区一家大型合资企业要盖职工之家，文物部门在巡查时发现了汉代砖室墓葬，随即要求该企业暂停施工，等待勘探发掘。
其后不久，北京市10多位市政协委员和多家媒体记者来到工地现场调研，竟发现开挖的基坑已经被回填，还浇上了混凝土，一座十几米高的钢架在此拔地而起。
宋大川当时站在已经被水泥覆盖的文物遗迹上，内心“充满震惊与悲愤”。
“谁让你们在上面施工的？”北京市政府文化顾问、文物局原局长王金鲁以近乎颤抖的声音问道。
“不好意思，我们对文物保护不专业，没有处理类似事情的经验。”该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后来，这位负责人在写给北京市政府领导的信中，抱怨勘探保护延误了生产开工，甚至提出“外方对保护地下文物十分不理解”。
“这是谁的土地？你又是哪国人？”两年后，宋大川说起此事还是义愤填膺。
只是大多数时候，“自己人”似乎更缺乏维护民族文化血脉的意识。
几年前，延庆县某镇镇政府把一块5000亩的土地出租给一家公司建高尔夫球场，施工中有人发现了春秋时期山戎族的聚居地。尽管北京市文物局执法队两次当面要求停工进行考古调查，开发商还是径直用推土机破坏了遗迹，至今不理。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和停车楼施工时发现了石碑，而这一地区正是明清两代王公、贵族墓葬的集中区。延庆的文物部门接到举报后要求进入现场勘测，被建设单位以“国家工程不能延误”为由赶走。文保人员无奈之下报警，警察去了，双方争执中，有警察被工地上的人推到水沟里。
如果不是宋大川在2008年10月北京市政协重点提案督办会上披露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人们大多意识不到，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时候，祖先留下的古老文化的残骸就深埋在他们脚下：在地铁4号线圆明园站之下，清代流传下来的御道被砸碎，仅剩三合土的路面；北京南站穿越了金中都的东南角城墙，周围也是历年辽墓葬集中发现的区域，施工方却声称未发现任何古墓遗存；德内大街扩建工程、西直门交通枢纽、东直门交通枢纽、城市轨道交通中转站、终点站等施工前都未进行勘探、发掘……
许多时候，等文保部门得到举报赶到施工现场，文物就已经在潘家园古玩市场被叫卖了。有时，一块被打碎的瓷片都会被炒到几万元。
无法落实的督办提案
在目睹了地下文物的悲惨命运之后，自2003年起，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宋大川每年都会提出关于保护北京地下文物的提案。
宋大川最新的设想是，参照“环评”设置一个“文评”，即将考古勘探确定为政府重大工程、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等建设项目动工的前置审批条件。在工程立项前，先由文物部门考察这个区域是否出土过某个时期的地下文物。如果有，就根据《文物法》规定，对可能有地下文物埋藏的地区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
事实上，他提出的这类提案已经连续3年成为北京市政协主席督办案。“对一个委员来说，是无上光荣，但从落实的情况来看，我只能说无奈了。”宋大川苦笑着说。
3年来，北京建设项目的总和大约是3万项，文物部门参与考古勘测的仅为237项，其中只有60项是施工前主动向文物部门征求意见的，其余都是群众举报。
在宋大川的众多提案中，只有2003年提出的“奥运场馆建设要进行地下文物保护”被有关部门采纳过。于是自2004年起，北京市文物局考古人员先后对23个奥运场馆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勘探总面积达158万平方米，清理发掘汉代至明清时期古墓葬700余处，出土了金属器具和瓷器、陶器等1538件（套），铜钱6585枚。
事实证明，保护地下文物的举措并没有影响奥运工程进度。
原本奥运射击场不在勘探之列，因为该项目只是在原场馆基础上扩建60米。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发现许多古墓，于是建设方停工等待挖掘。最终文保部门发掘了墓葬179座，其中169座是明代宦官墓。宋大川评价，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个特殊人群有着重要意义。
这“短短60米内”的意外发现更坚定了文保工作者“京城地下处处有宝”的信念，同时也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怀疑：号称世界最大单体航站楼的T3航站楼就没有古墓葬吗？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北京南站，周边四面都出土过各个不同时期的古墓葬，车站下面就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是发现了不报你罢了。”让宋大川惋惜的是，这些不知所踪的文化遗存没等重见天日，就这样被生生地毁掉了。
现实让文保工作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立法。据宋大川介绍，这是国际上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比如与北京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罗马，在地下文物保护方面已经积累了200多年的经验，而且通过立法把保护地下文物的重要意义阐释到极致。
据《光明日报》报道，2008年4月，在考古勘察了10多年之后，刚刚破土动工的罗马地铁C号线在施工过程中还是发现了6世纪的冶金厂、中世纪的厨房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等大量文物古迹，于是一个备受民众期待的地铁建设工程就此被文保部门紧急叫停。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只有两条地铁线可乘的罗马市民普遍对此持支持态度。
现行法律挡不住对地下文物的破坏
在宋大川看来，改革开放30年之后，富足的北京市民已然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达成共识，这一点与梁思成力保城墙时曲高和寡的窘迫有本质的不同。问题的核心在于，现行的法律还不足以约束工程建设者对地下文物的破坏。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应当由建设单位报请文物部门事先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调查、勘探。
北京市在针对这条的实施办法中也曾进一步规定：“在旧城区进行建设用地一万平方米以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2004年以后北京二环内超过1万平方米的工程有多少？多了去了。有几个经过考古勘探发掘的？”宋大川质问道。实际上其中经过正式报批发掘的工程仅12项，其中有11项还是群众举报，只有东城区玉河保护工程是主动征求文物部门意见的——因为该项目本身就是文保项目。
宋大川指出，由于上述法律条文中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必须”，这直接导致大多数建设单位在立项和施工前不向文物行政部门报请，就能顺利开工。
另外还有经费问题。《文物保护法》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但是在现实中，专门负责地下文物保护的文保部门往往只能自行垫付。一家合资企业在大兴施工时发现了三十几座唐墓，文保部门考古勘测完成后想收取勘测费，被一口拒绝。“你打听打听去，我姓横，横竖不讲理的横。”那个姓横的企业负责人说。
宋大川认为，由于是“应当”而不是“必须”，因此即便文保费用还不及半套商品房的钱，也很少有开发商愿意把这笔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更让宋大川不解的是，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保护地下文物的地方法规。他在建言中写道：“就国内城市而言，洛阳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由人大通过立法，哪怕建个厕所，都必须经文物部门勘探发掘后才能立项施工；成都市每年进行施工前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程多达300余项；即便是焦作这样的中小城市，每年也有95％以上的基建工程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
事实证明，洛阳、成都等城市都因为重视地下文物保护而受益，比如洛阳中州广场的东周车马坑、成都的金沙遗址，都是在这类法规实施后被发掘的。金沙遗址中的太阳神鸟已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与之相对的是，在网上搜索“破坏地下文物”几个字，就会意识到，这一现象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
“如果凝固的历史被打碎了，我们拿什么来给后人讲述城市的文化和魅力？”宋大川问道。他坦言，每年为保护地下文物大声疾呼，只是出于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感，更多的是无奈。如今在地上文物的保护方面，文物部门话语权比较弱，但至少还有，而在地下文物保护方面，则几乎没有话语权。
“地下文物没人提，政府各部门也不提。比如搞文评到底是规划前，还是开工前，就涉及发改委、规划委、建委、土地局等多家强势部门，恐怕只有市长出面才能协调的了。”宋大川苦笑着说。
只是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能再拖下去。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北京的行政中心将逐步向东移，或许旧城区的地上文物因此得以保全，但同时通州、亦庄等新城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也将开始。
宋大川指出，保护地下文物的最大困难在于看不见摸不着，且分布极广。仅亦庄开发区就曾发现几百座汉墓，说明当地在汉代是比较繁华的，那么汉代的聚落区在哪儿？亦庄的下面是不是埋着一座汉城？
让这位政协委员感到焦虑的是，如果事先不经过勘察保护，那么新一轮的开发无异于“宣告一个大规模破坏地下文物的时代即将来临”。
“我焦虑能有什么用处？”说到这，宋大川无奈地摊开双手。
在最近北京市“两会”上，这位市政协委员再次建言，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长效机制，保护北京地下文物的建议》，建议由市领导来协调各部门，落实文物保护。
“今年我要直接找市长牵头去做这件事。”宋大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