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闹市絮叨乡村旧事
身为一名“作家”，任俊娥的写作工具十分寒碜：一本没有封皮的新华字典，一些小学生用过的单线练习本，还有几根只剩下一丁点儿墨油的圆珠笔。
大多数时候，这位“作家”从下午1点开始创作。那个时候家里面没有其他人，该做的家务活也都差不多完成了。她就坐在靠近客厅的阳台上一笔一画地写着。偶尔，任俊娥还会画上几笔，尤其是遇上不会写的字时，比如一根绳子上面加上两个圆圈，就代表“疙瘩”的意思了。
是啊，对于一个72岁的农村老太太来说，写作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呢。
她眼睛花了，戴一会儿老花镜就觉得眼睛酸痛。她只上过三年女子完小（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又不大会查字典，往往要一页一页地去翻。她的记性大不如前，经常要绞尽脑汁，才能想起人名和日期。
但任俊娥坚持了十年，完成了一部长达27万字的回忆录，名为《咱女人这辈子》。半个月前，她凭借这部自传参加了首届全国农民作家代表座谈会。在20个农民作家中，这位头发花白的山西老人成为年龄最大的参会代表。
“趁着身体还好、识几个字，在没事儿的时候记几句，把苦难的一生记下来，念叨给子孙，希望后人珍惜现在的好生活，不管是顺利的时候还是跌跤打滑的时候，都能舒心畅快地好好活着。”任老太这样解释自己的写作目的。
在北京市中心的这套两居室里，每当有访客前来，任俊娥就会坐在沙发上，讲起自己的故事。旁边是一尺多高的手稿，这里面有儿媳妇工作单位的稿纸，孙女废弃的作业本，还有巴掌大的小纸片。
“想起来就随便找张纸瞎写。”这个身穿宝蓝色对襟袄的老人颇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在这个乡下老婆婆看来，最初的写作，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那是1998年，任老太刚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探望儿子。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都市。在过去的61年里，任俊娥的生活圈仅限于山西省永济市赵柏乡下朝村的上百户人家。作为妇女队长，她办过扫盲班，筹建过村办加工厂，也算见过些世面。
但城里人的一举一动，实在让这个农村人看不惯：城里人“懒”，都得早上七八点钟才起床；人人都“圈在方格子里”，别说串门了，就连邻居见面都不认识；在农村，连一条线绳都要反复使用，但城里的垃圾箱边，居然丢着许多旧家具和电器……
她也曾尝试着跟人交流，但发现没有人能够听懂自己的方言。儿女们工作更是繁忙，“哪里有时间听老婆子唠叨”。
巨大的反差，让这位昔日的“女强人”，变得少言寡语起来。“咱一个农民，能说点啥呢？”她操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说。
后来，儿子胡冰给她拿了些老年杂志打发时间，可上面刊登的回忆录，却让这个母亲动了心思。她也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出来，让儿孙们看看，“我们这一辈人在农村是这么个活法”。
这个出生于1938年的农村妇女，便开始从一个红包袱写起。那是1945年的一天，家里来了个陌生人，手中抱着一个红包袱，里面裹着布料和首饰之类。姐姐顺手把其中的银项圈和银馄饨给自己戴上，这就表示双方定了亲。
“什么，奶奶竟然7岁就把自己许给人家了，这简直像小说里才有的故事！”看到这段描述，孙女胡筱丹大吃一惊。这个向来把奶奶视为“活神仙”的女孩子，没有想过自己的祖辈还有这样的经历。
十年前，还在上小学的胡筱丹，在自己的一堆作业本里，无意发现了老人家的“涂鸦”。当时，任俊娥还处于“秘密创作”阶段。她总是趁着无人留意时，偷偷拿出废旧的纸笔写上两句。为了不被人发现，她还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小纸片藏在少有人注意到的桌子下面。
可这一写，任老太就再也收不住手了。
在这本“絮絮叨叨”了30万字的回忆录里，任老太写过惊险——年幼的她，在日本鬼子进村时，差点被逃命的家人丢掉；也记录过开心——搞土地承包时，为了避免村干部有私心，村里决定抓阄，结果她抓到了一头牛；她写过无奈——大炼钢铁时，把家里用来防贼的黄铜锁都交了公；也分享过收获——北京奥运会期间，自己在社区里学习“Good Morning”，遇上老外打个招呼，然后大大方方地上前合影……
可不曾想，这些隐藏在历史大事件下的陈年琐事，竟然激起了家人的极大兴趣。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孙女，是奶奶的忠实粉丝。有时候，她甚至等不及成稿，缠着奶奶直接讲下去。
“这些都是真的吗？”这个酷爱阅读《瑞丽》等时尚杂志的小女生，难以相信过去连买块布都要凭证，而且还要到结婚时才舍得用。而且，诸如土地改革、公共食堂、“四清”运动之类，这些教科书之外的民间记忆，都让胡筱丹备感新鲜。
身为公务员的胡冰也深受启发。虽然已经看过很多遍，他仍然用黄色便条贴，把书中的重要部分标记出来。这位负责人事的干部，对母亲讲述的“下乡干部老梁”的故事印象深刻。这位干部住在自己家中，吃了块凉馒头，还专门托人捎来粮票作为补偿。
“现在的干部，不吃拿卡要，已经不错了！”胡冰感叹道。
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任俊娥的小故事，有时还有着“心灵鸡汤”般的温暖。有一次，任俊娥看到孙女把吃剩的饭菜倒掉，心疼不已。她特意写了段《勤是搂钱的耙，俭是存钱的匣》的文字，放在对方的写字台上。在这篇没有分段，只有逗号的小文章里，她用“穷到街头无人问，富到深山有人追”等俗话，来教育孩子勤俭节约。
“搞得我现在吃饭吃得干干净净，还喜欢随手关灯，有时候没注意屋里还有人就关灯了。”胡筱丹笑着说。
一度，这些文字更像任老太宣泄内心情感的窗口。事实上，在来到京城之前，她刚刚经历了大儿子和老伴相继去世的重大打击。住在这座城市最为繁华的地段，她感到孤单寂寞，尤其在看到熙熙攘攘的游人时更是如此。
这位要强的母亲不愿意在人前流泪，她把所有的心事都记录在书里。平时，她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写着，甚至于一两个月才写上三五百字。有时，她也会边哭边写，越写越顺溜，连错别字也很少见，一下午就能写上千字。
在文章里，任俊娥坦然写道：“一辈子可能就是一场戏。年轻时不知道想这些个长远的事，每天就知道不停地去干活，图个温饱，得个好名，有几间房子，一家人热热乎乎地过日子。这辈子就是带着这么个念想走过来的，碰到过磕磕绊绊的事和生生死死的事多了，也就不知道发愁和伤心了，总想着人活一世就要活出点志气来。”
“这块疙瘩总算解开了。”胡冰说。如果不是这些书稿，他们从来不知道老人内心深处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两年前，他决定把母亲的文章打印出来，作为家庭内部收藏。这下子老太太认真起来，一改过去随手写写的习惯，一年内写下了差不多十万字。
2008年秋天，胡冰偶然听说民政部等六部门在全国各地征集农民作品并要出版，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送去了书稿。没想到这些质朴的文字，一下子感动了评委会。
作协主席铁凝在前言中这样评价：“我们感受到她心中的人生滋味，感受到日子的艰辛与美好，以及一颗纯朴、向善、热爱和劳动的心。这一切都令人心存敬意。”
这些看上去文绉绉的语句，任俊娥看不大懂。直到那天开会，她才真正相信自己的作品被选上了，而不是“儿子哄自己”。
“真不习惯。”她笑着说，“人家部级领导都坐在下面，我一个农民在讲台上发言！”
如今，她不太习惯这种成为名人的日子。早晚出去遛弯儿，总有楼上楼下的老伙伴夸她是能人，打到家里的电话找她的也越来越多了，甚至出去吃个饭都会被服务员认出来，拉着自己合影。
“啥作家啊，就是个农民！”现在，这句话是任俊娥的口头禅。这位“作家”至今不明白散文和小说的区别，也不清楚为啥有人那么喜欢自己的作品。
进城生活十多年了，在大都市的繁华里，她依然怀念着农村的质朴生活：坐在自己种的杏树下，和村里的媳妇们围在一起绣花或者纳鞋底，吃饭的时候，你吃我碗里一口，我夹你碗里一口。
“那种踩着泥土的感觉……”任俊娥禁不住闭上眼睛，甩出一句书面语来：“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