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的职业化发展究竟靠谁来维护
出于北京对城市形象的考虑
注资2000万元，在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看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得北京的足球运动更能满足城市形象的需求。
北京奥运会后，凭借举办奥运会留下的场地设施和办赛经验，北京市订下了向“国际体育竞技中心”迈进的目标。孙康林表示，据此考虑，在后奥运时代，北京市除了要加大力度办好已有赛事，并引入一系列国际顶级赛事之外，也要打造符合首都地位的三大球职业俱乐部。
北京目前在三大球项目上均有参加国内顶级联赛的俱乐部，它们分别参加了男足、男篮和女排联赛。鉴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多年来在国内足球联赛中的成绩始终处于前列，加上足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极大，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北京市对三大球职业俱乐部的扶助举措率先实施于国安足球俱乐部。
孙康林表示，向北京国安俱乐部注入的2000万元，来自北京市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这是北京市政府为支持、推动北京市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专门设立的款项，每年约5亿元。
在孙康林看来，北京市政府部门对国安俱乐部的扶助并不仅仅是注资2000万元人民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的代表从此将介入俱乐部的日常运营工作。根据协议，北京市体育局向国安俱乐部注资后，孙康林将担任俱乐部名誉董事长，北京市足协秘书长李惟淼为副董事长，北京市体育局干部曹金亮将成为俱乐部副总经理。另外，国安俱乐部还将聘请年维泗、王俊生、陆俊等6人为专家委员会委员。
孙康林表示，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进入俱乐部管理层后，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针对俱乐部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将为俱乐部的发展出谋划策。
得到政府注资的国安俱乐部，最看重的倒不是这笔资金。
据国安俱乐部董事长罗宁介绍，最近几年，中信集团每年对国安足球俱乐部的投入都在8000万元左右，尽管这笔负担对于资产超过1．3万亿元的中信来说并不算沉重，但眼见国内足球环境每况愈下，普通百姓对足球的意见越来越大，中信也对自己投资足球的决策产生了怀疑。罗宁表示，北京市政府部门对国安注资多少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政府很关注足球俱乐部的未来发展，这让企业对办好俱乐部有了更充足的信心。
但对北京市体育局来说，注资北京国安并委派己方人员担任俱乐部的高管，也是一招险棋。孙康林表示，现在国内的足球环境人们有目共睹，北京市体育局“敢为天下先”，为本地足球俱乐部提供直接经济帮助，最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还很难预料，但为了给国安足球俱乐部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打造符合北京市地位的足球品牌，北京市体育局也做好了“往火炕里跳”的准备。
职业俱乐部受政府恩惠由来已久
像北京这样把自己的足球职业俱乐部看做城市名片，并为俱乐部的发展提供实质帮助的城市并不在少数，只是此前几乎没有哪个城市这样公开、高调地对俱乐部施以援手。
据罗宁介绍，多年来，中信集团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建设和运营投入了巨额资金，尽管依靠俱乐部的自身运作很难赢利，但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其他方式给企业提供了优惠条件。以类似的方法对职业足球俱乐部提供帮助的，在大连和上海等足球重点地区都有先例。
据业内人士介绍，其他一些俱乐部则是在政府的关照下获得企业赞助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足球联赛环境的急转直下，一些足球俱乐部在寻找赞助时遇到困难，但因为政府预算中并没有专项资金用于帮助职业俱乐部，不可能直接为俱乐部提供经济援助，指定本地的某些企业成为俱乐部赞助商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救市”的通行做法。
尽管中国足球、篮球、排球和乒乓球等几大职业联赛中，频频有国有大型企业、地方知名企业作为赞助商出现，但正如北京某俱乐部赞助商所言，如果不是政府牵线搭桥，企业是绝对不可能去赞助一支职业化程度很低、投入与产出很难实现平衡的体育俱乐部的。
地方政府为体育职业俱乐部提供帮助，主要是出于维护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名片的考虑。从中国足球联赛多年来的发展过程看，尽管一些俱乐部以某种形式得到了政府帮助，但由于俱乐部的具体运营与政府无关，俱乐部能否创造出政府部门期待的城市形象效果，还很不好说。
自从参加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来，北京国安年年都把“争第一”当做目标和口号，却从未实现过，引援不利等问题也长期得不到解决。就这一点而言，北京市体育局介入俱乐部的管理工作，似乎也是政府部门一种姿态的改变——既为俱乐部提供帮助，也要亲临一线，督促俱乐部达到政府部门的要求。
俱乐部希望得到政府的援助
在中国足坛，能连续十几年不换牌子的俱乐部少之又少，河南建业就是其中的一家。然而，自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家由民营房地产企业控股的足球俱乐部，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获得政府的援助。
据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房地产行业正处于低谷，建业集团受到了较大影响，尽管俱乐部目前的运营还算正常，但在看到北京国安得到政府注资的消息后，建业足球俱乐部也十分希望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相比之下，深圳足球俱乐部的状况就惨淡得多了。由于俱乐部欠薪，深圳足球俱乐部的部分球员已经多次向当地政府部门求援，并希望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直到近日，深圳足球俱乐部才找到了新的东家，一些原本提出转会的球员开始考虑留下，他们希望在俱乐部整体转让之后，球队的经济状况能出现转机。
近两年，深圳足球俱乐部一直在惨淡经营，找不到赞助商、发不出工资的状况屡屡出现，但地方政府部门却无力为俱乐部提供帮助。据知情人士介绍，由于政府部门手中并没有专门针对职业俱乐部的援助资金，眼见俱乐部度日如年，政府部门也只能干着急。
据罗宁介绍，即使是经济状况较好的俱乐部，实际上也渴望得到政府部门的援助，在中国体育职业化程度仍然较低的今天，无论是政府部门直接注资，还是提供其他形式的帮助，对于俱乐部来说，都是实惠的好事。
部分地方也有扶持的想法
依照北京市体育局的规划，在注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之后，北京首钢男篮和北京女排也会得到政府的援助。
在其他一些地方，政府资金重新注入三大球项目的计划也不鲜见。在近日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大会上，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孙永言就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辽宁省将重新建立专业足球队。
在发生武汉光谷退赛事件的湖北，当地政府部门也在制订计划，试图以备战第十一届全运会的专业队为班底，重新组建职业俱乐部，力求保留湖北足球未来发展的希望。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足球职业化改革后，国内各省市区的足球队都已转为职业俱乐部球队，在参加重要赛事时，地方队都是以职业俱乐部球队的身份参赛。但随着职业联赛环境的恶化、运动员成绩的下降和违纪现象的增多，像辽宁这样的传统足球强省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湖北则出现了一旦职业俱乐部出了问题，本省的足球事业就将全军覆没的尴尬现象。据业内人士分析，为了减少职业联赛中的不良现象对本地足球事业的负面干扰，同时为了保证本地职业化体育项目的长远发展，像北京、辽宁和湖北这样，以注资、重建专业队或职业俱乐部等方式扶持本地职业化体育项目发展的做法，今后很可能还会不断出现。
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改革在经历了十几年摸索后再次转型，有不得已的成分，这条转型后的“职业化之路”已失去了职业化的纯粹。所以，这种转型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未来的发展到底是福是祸，或许只能让时间和实践来检验了。
本报北京1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