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库存终有告罄的那一天
然而，我仍然挡了九丈开外的一辆轿车的路。它夸张地刹车鸣笛，以吸引我的注意力，使我不由得不“景仰”浮现在车窗上的那张高度扭曲的“黄色的脸”，并在猝不及防间被施予了用洋泾浜英语包裹的对于我的辱骂。
几天后，这张“黄色的脸”出现在大学中心：“您是中国人吧。喏，我也是，物理系博士后，正在竞选剑桥学联，请您投我一票！中国人应该选中国人，您说对吗？”这一番广而告之表明，那天他对我的辱骂同时也是自我指涉的。
其实，剑桥是自行车的天下。目睹骑车人在车流中风一般地自由纵横，让汽车唯恐避让不及的情形，你不得不承认，自行车赋予了骑车人以某种特权。在交通灯缺位的时候，他们的手势就代行交通灯的职能，只须横着手臂，就可以旁若无人地逆向拐弯，而来往车辆在这种手势之下只能乖乖地停车让路；即便在亮红灯时，他们停车的位置也在汽车之前，用一排排骑在鞍座上的屁股当仁不让地封锁住驾车人的视线。
我曾据此推断英国社会的平民性，后来才悟出其中的悖谬。在英国，骑车或驾车早已失去了与社会身份的特定对应性—再穷的家庭似乎也至少有一辆汽车，而骑车一族中却不乏剑桥教授乃至保守党党魁。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交通领域里的立法考量才完全回归生命本身：相对于有钢铁之躯屏护的驾车人而言，骑车人当然属于易受伤害者了。于是，不易受伤害者对易受伤害者让路，成为自然之理。
然而，我与“黄色的脸”的遭遇就不期然地成就了这样一个与英国当地社会脱轨的特定空间。老实说，他那蜗牛状的小排量汽车，即便与国内中学教师们的座驾也不在一个层次。但考虑到居英的多数华人尚困顿于每晚9点准时去超市抢购清仓货的阶段；困顿于得不起病、受不起伤，坐一次公交都要踌躇再三的阶段；困顿于上午茶、下午茶全免，仅以白开水糊弄消化系统的阶段，而他还只是一博士后——今天的所谓“博士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只是学术打工者的体制化称呼，则这辆铁壳的蜗牛还是足以成为傲慢情绪的载体的。于是，作为访问学者初涉英伦的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了这种傲慢得以表现的对象物。
到了英国才意识到，移民社会不惟是北美或澳洲的景观。英吉利这个在近代发育得最为纯粹与典型的民族国家，竟然也充斥着如此多的印巴人、黑人和华人。相形之下，中国这个西方眼中的超民族国家反倒更具民族国家的纯粹性。但是，移民社会的现实，并不会导致种族界域的自动消失。今天，以白人为主导的移民社会在种族问题上的进步本质上只是有关“政治正确”的修辞伦理上的进步，装饰性进步。
对于急迫地要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的各层级中国留学生，种族主义的隐性存在制造了他们的人格分裂，却不提供医治的希望。你对同胞的拒斥并不能自动生成主流社会的入场券，只要你不能把自己的基因完全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式样进行重组，你就仍是“他者”。或许，没人在公开场合侮辱你，甚至为了表明他的政治正确，他还会作秀地拥抱你，亲吻你。但是，在夜幕笼罩下被醉鬼追打着扔臭鸡蛋的仍是你；业绩无论如何突出都难以得到承认，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首先失掉工作的仍是你；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去参选剑桥学联，然而第一轮即被出局的仍是你。于是，你返身呼喊——祖国！
对民族身份的功利主义操弄，构成了至少两代中国留学生的道德疾患。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留学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回国，其中不乏国家在财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公费资助的部分，那时，极度悬殊的中外物质与享受差距遮蔽、钝化了对种族问题的感受力；而今，全球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与机遇，较于国内的中产阶级，海外华人的生活境遇显然是令人尴尬的。
我毫不怀疑，祖国在中国留学生心目中的母亲形象。唯其如此，他们才确信，祖国这个母亲的大门永远对他们敞开，什么时候想走便走，想回就回……然而，母亲的家终究是靠儿女们来共同支撑的，如果儿女们都是一副只取不予的姿态，那这个家终有资财耗尽的那一天，民族主义的库存终有告罄的那一天。
《书城》编辑曾约我写过一篇有关奥巴马的文章。尽管当时还在初选阶段，他们已经推断最后层层胜出的当是奥巴马。去年9月抵英后，这种预测在直感上得到了确认：尽管一洋之隔，你仍能感受到奥巴马旋风对英伦的席卷。几乎所有的黑人朋友都把奥巴马的成功参选镶嵌到黑人民权运动的长程历史背景下予以审视，把他的走向白宫之路看作对马丁·路德·金之梦的追逐。
值此，我想指出的是，正当西方种族主义在“政治正确”的掩体下攻城略地之时，我们对民族主义一厢情愿的放弃，等于自我解除了武装。
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