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结婚－生子－失业
禁不住好奇，李太婆悄声问过儿子才知道，儿媳妇失业了。
李太婆的儿媳名叫熊金霞，今年27岁，初中毕业到东莞虎门镇一家制衣厂打工，3年前同乡介绍与李太婆的儿子喜结连理，婚后不到半个月，夫妻双双再次回到千里之外的东莞。
一年后小孩出生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熊金霞留在家里带孩子。2008年春节，吻别1岁的孩子，熊金霞跟着丈夫一起回到打工地。
去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袭来，熊金霞所在的工厂由于产品远销国外市场，首先受到波及，缝纫计件的生产工作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哺乳期在家一年多的熊金霞手脚没有以前快了，加班熬夜跟刚从家乡出来的小年轻比起来也没有优势，自然成了首批的被解雇人员。
好在跟丈夫住在附近一个小出租屋里，有个落脚处，每天出门看看街上的传单，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年龄优势，熊金霞自嘲是“三无人员”，找工作简直是奢望，倒是眼看着家门口的工厂在一家家地关门，平时聚在一起逛街打牌的姐妹们像秋后的蒲公英，被风一吹四处飘散。
硬是熬了将近一个月，熊金霞等着丈夫放假一起返回老家过年。
眼前的熊金霞皮肤白皙、身材匀称，穿着时尚的服饰走在大街上，还真看不出她是来自乡下的打工妹。像城里许多女孩一样，熊金霞不仅追求穿着打扮，而且还以瘦身为美，在外打工的日子，偶尔，她还会跟年龄小好几岁的表妹一起到街上修修眉毛、涂涂指甲。
走过的道路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刚出门打工时，熊金霞常常爱看的是《青年文摘》，也有过做城里人的少女梦幻；慢慢现实下来，开始攒嫁妆准备结婚；再后来就有了孩子，一心要养家，要为孩子提供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生活”；再然后呢，就失业了。
回家半个月了，熊金霞仍然有些不适应，每天除了带孩子就是在家坐着，晚上才8点多，整个村落就静悄悄的，一片漆黑，偶尔一两家男人打牌发出的争执反而平添了一点生气和活力。对于早已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熊金霞而言，五彩的霓虹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更加令人精神振奋。
熊金霞说，年前已托人订好了返程的车票，正月初九就出发。
“万一还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记者问。
“不会找不到的。”熊金霞脱口而出，继而有些沉默，喃喃自语，“不会找不到吧？”
熊金霞说，附近村里还有几个刚刚有了孩子的朋友也都是年前失业的，但都打算年后外出，至于门路也就是靠还在厂子里的老乡介绍，能不能成谁都说不好。
在熊金霞的背后，是一个庞大而日益边缘的群体。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在农民工这支流动大军中，女性已经占了近半数，而第二代女农民工又是其中的主力。她们多数集中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饮食或家政市场。作为廉价劳动力，她们的工作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低，还常常没有保障。
一项调查为此写下注脚：深圳300多万女农民工中几乎没有35岁以上的，因为绝大部分35岁左右的女农民工，因劳累等原因回村休息了，她们已经不再能胜任此项工作。
第二代女农民工生存状态也由此可见一斑。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在结婚、哺乳之后，以初中文化为主的第二代女农民工外出务工无论年龄还是生理状态都不再在竞争中占优势。然而，与第一代女农民工不同，她们不再满足农村单调乏味的耕田养子的生活，“80后”的她们也无力承担土地上的耕作；她们更加多愁善感，在外打工时，她们牵挂着家中年迈的双亲和幼小的孩子，而一旦留守家里，她们又眷念远方丈夫那温暖有力的臂弯，还有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
经济景气的年景，她们尚可以见容于行业生产金字塔的底端；金融危机之下，优胜劣汰的无情铁律将更加肆虐，结婚生子后的她们，无疑最有可能在危机效应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中率先出局，成为第一波受伤者。
她们是否会成为新一代的留守妇女呢？
本报武汉2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