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国际惯例只有国内政治
高薪挖角，能人拯救正在衰败的企业并创造惊天财富神话，这种现代企业英雄史诗，往往使公众对能人产生崇拜和亏欠心理，从而奠定高管高薪的心理学、文化学基础。在中国，人们用“市场法则”说服公众接受高管高薪的现实。对于刚步入市场社会的中国来说，人们对市场有着高度信任，而当“市场”出来说话时，人们就心悦诚服了。
国内国企的老总们，就是随着此类逻辑向社会公众的覆盖，不知自何时拿起了高薪，而且越拿越高，年薪从开始的几十万元变成现在的天文数字。据他们自己解释，他们是办企业的能人，在市场上完全应该卖出超高价。换个说法，就是高管高薪属“国际惯例”。
世界上当然有公司高管年薪过亿美元的，但这也不过是通过市场配置，高管、高薪被“配置”在一起了。由于高管“创造”了财富，当他们拿高薪时，人们无法反对。所谓市场，既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现实，也是一种力量对比的现实。但不满这种现实的心理的、社会的力量正在兴起，比如股神巴菲特认为高管高薪未必合理，很多高管的高薪是高管们利用手中权力“恶意设计”出来的。
奥巴马的限薪令，揭示了形成社会薪酬的另一种机制，即政治机制。自市场社会形成以来，决定企业薪酬的主要还是市场过程，因为资本稀缺，所以投资者要求高回报；因为管理能力稀缺，所以高管高薪；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要么低工资，要么没饭碗。但随着劳工运动发展，劳动者与资本博弈的力量对比变了，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所谓薪酬，越来越不是劳资双方“自由交易”的结果，而是越来越政治化。
限薪令据说是奥巴马“改革”美国的一个步骤，但毋宁说是一种老调重弹。这种老调，就是承认政治可以决定薪酬的社会现实。美国企业需要美国政府注资，就得接受美国政府开出的条件，否则企业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很难说美国总统限薪令究竟是政治的，还是市场的，在这里，市场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
再来看我们所谓的“国际惯例”，不过是反映欧美国家的某种国内政治力量对比，是他们当下的一种活法而已。当高管能单方面给自己定价时，他们自然开出天价，而且成交。而一旦美国政府掌握定价权，高管身价立即缩水到50万美元，只有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10倍左右。固然是总统在宣布限薪令，但总统也不是高管年薪的定价者，真正的定价者是美国民意。当政治成为一种现实时，政治也就是一种市场力量。
欧美政治现实变动不居，而“国际惯例”可能是一个死词，它把某种欧美社会现实描述成普世的、恒久的，从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本质，遮蔽了它们的地方性、暂时性。国内有人利用民众知识与信息的不足，专拣某些损人利己的“国际惯例”，用以说服公众，推行自己的“政策目标”。结果不仅弄得民众自愧见少识浅，而且把政府也给说服了，政府成了所谓“国际惯例”的热心倡导者。
这也决非偶然，“国际惯例”在中国的时兴，本身就反映了我们的某种政治现实，即民权不彰，一些部门、一些利益集团缺乏制衡，可以自己说了算。反过来，他们又以市场法则、国际惯例作为“解释范式”，使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实合理化，让公众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