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可以掉头？
当肖鲁身穿白色婚纱从黑色棺材中起身出来时，“一会儿有行为艺术表演”的消息已经在人群中传开。唢呐的响声终于没有让观众失望，正在墙美术馆观看“中国现代艺术展”文献展的观众挤到狭小的出口等待着。
“请问你，肖鲁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自己为妻，忠于自己的想法，无论海枯石烂，无论沧海桑田，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你愿意吗？大声告诉我！”
“我愿意。”肖鲁的声音并不大，但20年后，她再次成为展览上的关注焦点。
这是2009年2月5日，立春后的第一天。20年前的这一天，被称为“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举办和参与的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那次展览上，肖鲁朝自己的作品“对话”开了两枪，以此告别一段情感。这两声枪响，被批评家栗宪庭认为是“新潮美术的谢幕礼”。
纪念“中国现代艺术展”20周年的活动在两个月前开始筹备。“本来不想做得太大，历史已经过去了。”文献展策展人、批评家高名潞说，“但大家都说还是纪念一下，搞个活动，大家聚聚，说说话。”
这的确像是一场聚会。至少40位当年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展”的艺术家来到这里。握手，拥抱，合影，一切似乎与艺术无关。但当这些人在墙上的图片和资料中辨认出自己的名字和曾经年轻的脸时，20年的历史终于在这里重叠。
文献展上的20年前
“不许掉头”的交通标识是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标志。这是一次回顾与总结“85新潮美术”的展览，共有293件作品参展。据1989年2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主办方还雇请保安公司派了15个人在现场维护秩序。
此次“中国现代艺术展”文献展展出的中国美术馆因“停展事件”向展览主办方发出的罚款通知，还原了20年前2月5日的现场：男女公用厕所挂上用红彩绸装饰的镜框内写着“今天下午停水”的奖状；馆内出现了3个身缠白布的人；一楼东厅有卖鱼虾的，洗脚的，扔避孕套的，扔硬币的；二楼展厅有人坐地孵蛋……
坐地孵蛋的是艺术家张念。当年，他在菜市场买好“道具”，在美术馆二楼找了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摆好18个鸡蛋，脖子挂上“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的白纸。一位30多岁的女士还以为这是雕像作品，走过去摸了摸张念的头，“这么像！”
20年后，张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当时觉得就像过节一样。据《中国青年报》1989年2月19日报道，拥有装置艺术的展厅一楼十分拥挤，“观众中，中青年居多，在作品之间钻来钻去的小孩也不少，也有少数外国朋友。”作品《黑匣子》前挤满了人，一个小女孩拉着父亲的手问：“爸爸，还有好玩的地方吗？”
就在张念孵蛋时，李山裹着红色大衣，在画有里根肖像的脚盆里洗脚；吴山专做起对虾的“大生意”，他一再向买主强调这是“作品”；大同大张等人蒙着白布为“艺术展”吊丧……由于主办方和中国美术馆事先约定“不能有行为、不能有政治问题、不能有色情”，这些行为艺术家开始被美术馆方面劝离。张念正和他们理论“没交参展费”的事儿，这时，从一楼东厅传来两声枪响——肖鲁向她的作品开枪了。
中国现代艺术展随即被封展，直到5天后复展。《光明日报》、《CHINA DAILY》、《农民日报》、《北京日报》、《时代》杂志均有报道。
张念把鸡蛋分掉，自己揣了几个，在美术馆旁边的一个小饭馆把它们炒着吃了。艺术展标志的设计者杨志麟写了8000字的文章《枪声震撼中国美术馆》，刊登在《海南纪实》上。
3个月后，还在念大学的批评家杨卫在长沙火车站地摊上买到这本书，他和很多人由此才得知了这个美术界的大事件。
新潮美术的谢幕礼
中国现代艺术展将“85新潮美术”推向高潮。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念大学的杨卫表示，那时“自觉意义上的信息量全部来源于‘85新潮’，通过‘85新潮’摄取资源，与广阔的世界有了信息共振”。
高名潞曾在1986年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上，把“85新潮美术”与五四之前的文化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
“这是思想上的启迪。”杨卫这样说，“艺术不再局限于以前的传统思路，而是有了现代性的认识。‘85新潮’提供的精神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即使日后‘反拨’它，也都是以‘85新潮’为起点——它提供了一个对象。”
“85新潮美术”的产生，与当时的“西方文化热”之间存在联系。
据当时出版部门的统计，1985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出版社科类译著近1500种，占1949年至1987年38年间出版的社科译著的七分之一。1987年某日北京新华书店上架2504册《自卑与超越》，当天售罄。
栗宪庭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中指出，那一代人成长起来都有这样的读书经历，艺术家常常“喝酒谈艺术，彻夜谈哲学，弗洛伊德、尼采、萨特、黑塞”。
肖鲁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那时你和女孩谈恋爱时不谈哲学，女孩不跟你好。和女孩谈几段哲学理论，谈几个你知道的哲学家，女孩就觉得你很时尚。”
但这种源于西方哲学的影响让“85新潮美术”作品看上去多了一些模仿的痕迹和“形而上”的色彩。“它更像‘外来主义’，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杨卫说，“‘85新潮’的作品很抽象，无关中国本土经验，就像看一本被翻译过来的境外书，跟我们的生命经验没有直接关系。”
栗宪庭曾在文章中指出，理想主义带给“85新潮”使命感和参与意识。他们对芸芸众生和现实始终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造成他们作品的沉重感和悲壮气氛，以及注重自身以外有某种意义的现实和永恒、终极、形而上问题等倾向。“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几乎穷尽近百年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观念之后，观念的危机也随即产生。无论弗洛伊德和尼采，还是萨特和加缪，都不再能给艺术提供遮风蔽雨之处。”
1989年2月5日开幕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将“85新潮美术”推向高潮，但也在这里戛然而止。
艺术展之后的喧嚣
中国现代艺术展后，“85新潮美术”艺术家的创作风格、生存状态、市场环境都发生了改变。“‘85’的线断了，”杨卫说，“90年代后它基本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就像音乐的一个高八度，人为抬高到一个旋律上。”
“理想”向“市场”掉头，“群体”向“个体”转航。许多上世纪80年代还当着老师或在群众文化馆工作的业余艺术家，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成为职业艺术家。“职业艺术家是为产业创作的。”高名潞说。
当年，王广义的参展作品《毛泽东1号》被快餐车老板宋伟以1万元一张的价格买走。据栗宪庭回忆，一天下午，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带到办公室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来几沓子油渍麻花的钱，都是十块十块的。王广义说话声音都在颤抖着，“今天晚上我们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儿都行。”
这是这批艺术家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此后，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一路攀升，甚至出现“泡沫”。
“90年代之后，‘85新潮美术’这批艺术家受到的冲击挺大，”高名潞说，“他们不太适应那种批量生产，自己被边缘化了，存在一定的压力。产业需要明星，这和他们‘不搭界’。”
同时，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风格也发生改变。杨卫认为，“85新潮美术”的作品比较符号化，他们将哲学化作具体的符号表现出来；90年代以后的很多作品，则更多表达了个人的具体困惑和焦虑。
但高名潞对“个体化”一词很警惕，“现在所说的个体，更多是题材上的，不一定是内在精神的个体化。当时有些作品可能粗糙，可能有西方的影子，但它很真诚，要表现什么很明确。现在，在语言上很漂亮的东西，你不知道他心里表达什么。好多都是今天你获了奖，那我明天也搞一个。”
对“85新潮美术”的纪念，也存在着不同的阐释与回忆。《对话》作品署名权的争论、参展作品遗失的质疑、批评家与艺术家对作品的不同解释……如何书写并回顾这段历史，存在着争议。
就在各种争论声中，20年过去了。“20年我们在追求什么？难道‘85’之后就是为了获取市场？”杨卫这样问道，“当代艺术家中，成功的人有三分之二都是从‘85’过来的。‘85’就像一座功德榜，后人夸大了它在历史上的成功，却忽视了‘85’在当时环境中的艰辛以及对历史的反思。”
而当问到作为个体想要纪念的是什么时，张念说：“纯洁的艺术方式不一样了，那个年代挺珍贵的。”
199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10周年。在中国设计博物馆，张念把鸡蛋砸到写有自己名字的木板上，“那时想传达的，是一种艺术方式的瓦解”，他对记者这样说。
可以掉头吗？
“回望‘85’，可以对人、精神、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杨卫这样认为。
20年后，当年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不许掉头”标志上，红色“禁止符”消失了，不过，在“可以掉头”两边，是分别代表“yes”和“no”的“○”和“×”符号。“是不是有隐喻在里边？掉头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存在争议？”高名潞不太肯定地说。
但高名潞越来越觉得，回顾中国现代艺术展览，主要是纪念当时那种“进取性”。“它要突破艺术，进入社会和文化更广的范围，当时进入美术馆的欲望特别强也在这儿。那时要超越艺术界，是一个‘大艺术’概念。现在太产品化了。”
“纪念中国现代艺术展无非是两个原因，”高名潞说，“过去的理想主义在物质主义、产业时代是有价值的。同时，当下很难找到一些很有价值、形成潮流气候的新东西，某种程度是一种失落，所以往回看。”
“那时我们年轻，现在的我们做不了当时的事。当然，那个时代也完成不了今天的事。”张念说。
张念本想在纪念展上做一个与“孵蛋”、“碎蛋”系列有关的行为，但因为纪念活动出现变动，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这一次想表达的是时间，20年时光流逝的感觉。”他没再透露更多细节，“没有实施，没有意义了。”
婚礼尾声，肖鲁将带来的一灰一白两只鸽子放飞蓝天。白色鸽子飞出鸟笼，扑棱几下翅膀停在地上，踱了几步后，面对伸过来的相机镜头，拒绝飞走；而那只灰鸽子，一出笼门，就毫不犹豫地飞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