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能预测吗？
年前，3亩多花生地活活“渴”死了。他用手刨出地里的一把把干土，直到刨出最后的根，手一捏，“嘎吱”碎了。
年前气温低，乡亲们怕地里通水后上冻，直到年初二，气温稍稍转暖，村里才通过水渠引入黄河水灌溉。此时，全村600多户的小麦正在返青，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
连续十多天，老王凌晨4点起床，直到晚上12点还在打着手电筒浇地。因为5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水量又小，更多的时间只能等。最忙时，他家7口人，除了两岁多的小儿子，所有人都上了。
老王从电视上得知，全国超半数的冬小麦受旱，这是数十年一遇的干旱，牵涉范围达15个省。
田里的庄稼在“喊渴”：河南安阳地里干裂得能塞下一个拳头，很多青菜枯死，手一碰变成干粉。安徽蚌埠的麦苗仅仅长到8厘米，比去年足足矮了12厘米。山西阳泉的老汉掘地1米，都是干硬土，根本无法播种玉米。济南市185座水库严重缺水，济西地下水全部停采……
400余万人、200余万头大牲畜吃水已然发生困难。登封市城区居民已实施定时定量供水，为了给家里减轻用水负担，有人年初二就去打工了……
2月5日，国家启动Ⅰ级抗旱应急响应。这是新中国成立近60年的第一次。
世界上没有人能预测“一百天不下雨”
跟老王一样心急火燎的，还有国家气象局新闻发言人于新文。这个跟天气打了20多年交道的“老气象”，做新闻发言人才两年。有人笑他这份工作，“对付记者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对付老天的难度”。
2月6日，于新文打着黑红图案领带，西装革履、表情严肃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坦言，“很不愿意召开这样的发布会”。去年，几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他主持召开了“冰雪灾新闻发布会”。
参会记者数量之多显然超出了主办方的预计。会场上，服务员不得不一趟趟地用推车一次运送6把椅子。过道塞满了人，很快，“矩形方阵成了大扇形”。
记者的提问毫不留情，有人直言：干旱不是突发事件，从干旱、严重干旱到历史罕见的严重干旱，是相当长的过程，为什么到年后，才成为所有报纸的“头条”，是气象预报滞后，还是信息发布滞后？干旱到底能不能预测，能预测到什么程度？
不难理解，提问者的潜台词是：为什么气象部门没有早早发出干旱预警？是不是因为高层的“高度重视”，才有了这样的紧急发布会？
国家气象局预测减灾司司长翟盘茂解释，干旱是个持续的过程，气象部门只能滚动预报。旱情是逐步加剧的，有一个潜伏到暴发的过程。现在冬小麦返青，到了抗旱最关键的时期。
对于干旱，他甚至谨慎地使用“监测”一词，而不是“预报”。他打比方，这相当于一个苹果，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坏，直到出现坏的迹象，我们才知道它要坏了。这是不断滚动的监测预报的流程，世上没有人能预计“一百天不下雨”。
他解释，气象部门“年前同样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一直在监测预报干旱的发展，已经发了7期公报发布旱情。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张培群认同翟盘茂的观点，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干旱在内的一些天气现象是“不可预报的”，比如小的天气变化和极端的天气变化。
他直言，这次干旱他们只是预测到了少雨，却没预测到干旱严重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能预测到“一片云”，却预测不到“百日大旱”
“你们的天气预报怎么搞的，太没谱了！”在中央气象台会商室里，预报员经常会接到全国各地打来的质疑电话。有人用唐诗“道是无晴却有晴”讽刺天气预报的不准确，被很多预报员自嘲为“这是大家听到的最有书卷气的嘲笑了”。
端着“揣测老天爷心思”这个饭碗的翟盘茂、张培群也早习惯了这样的嘲笑。这次的嘲笑是：奥运会期间，气象部门对部分赛事的气象预报精确到了分钟级，能预测到比赛场馆上空“一片云的含水量”。但为什么能预测到“一片云”，却预测不到“百日大旱”？
翟盘茂表示，大气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大气的千变万化，人类至今尚未完全认识和掌握其运动规律。预测干旱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
我国旱情监测站点少，分布不均，代表性差。气象、水利、水文等旱情信息分散，收集难度大，国家没有集中的旱情信息数据库。
翟盘茂抱怨，判断干旱程度主要是测量土壤水分，相比发达国家的遥感快速测量技术，我国至今沿用的烘干称重法简直“又傻又笨”，先取回样土，再烘干数日，最后测量墒情，测量时间动辄长达10天，而且必须在实验室测量，不能对土壤的墒情进行连续、长期的在线测量。
也有专家指出：干旱是因为降水少，气象学界大部分人都研究温度变化，研究降水变化较少，那是因为降水预报十分困难。比如，在降水方面，今年的梅雨季节到底是早来还是晚来，降雨量多少，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但是预报难度相当大。专家解释，灾害性降水预报的准确率也就20％，甚至更低。
目前，我国1~3天的天气预报水平处于世界先进行列，24小时的晴雨预报准确率也达到了83％的高点。但总体来看，我国监测预报预警能力仍然相对薄弱，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落后很多年。
专家解释，成功预报某一地区的天气状况，靠的是在该地区布设高密度的监测点。中国有23000多个气象观测站，180多部天气雷达，还有3颗国家自行研制的气象卫星，初步建成了气象立体观测系统。但气象观测站分布不均，城市站点多，偏远地区、海洋上的站点少，所以，一些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由于监测站网的密度不够，预测失误、漏报屡有发生。气候的长期预测则更加困难。
另外，预报员预报天气是个”经验活儿“，像外科大夫看X光片一样。特别是一些极端灾害性天气，几十年甚至百年不遇，预报员很少见到，自然经验不足，最终无法准确预报。
所以，不难理解今年的干旱，去年的冰灾，前年的重庆高温干旱，为什么都没有准确预报。
是偶然现象，还是全球气候变暖？
气象部门没有预测到这次大旱，对年年抗旱的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抗旱一处处长张家团来说，一点也不奇怪。
他甚至为气象部门“开脱”：短期的天气预报做得到，长期的气候预报很难做到，尤其是持续时间长的干旱。他忙碌地只能一边趴在乒乓球台上扒拉着盒饭，一边接受记者的采访。
尽管“50年一遇”、“38年一遇”这样的词语频频刺激着公众的眼球，但这次干旱似乎还不至于让他震惊。
“2007年全国31个省份没有一个不发生干旱的。”张家团当年对媒体说。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先后发生了严重旱情和旱灾。
我国历史上旱灾频繁。翻开史料，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曾发生旱灾1056次，平均每两年一次。1949~2004年的55年间，全国或部分地区旱情较严重的有38年,出现频率为69.1％。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十年九春旱，长江以南地区有的年份伏旱严重。
张家团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旱灾频次明显加快，每3年就发生一次重旱甚至特大旱。旱情持续时间更长，跨季、跨年的旱灾越来越频繁。如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连续14年干旱，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十分罕见的。而且，旱灾比洪灾损失更大，“一涝一条线，一旱一大片”。
此次大旱形成原因的公认权威解释是：大气环流异常，偏弱的暖湿气流无法输送到长江以北，无法形成降水。但更多的人认为，全球变暖才是真正的幕后杀手。发生这样的大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专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翟盘茂认为，这次干旱与长期的气候变暖有一定的关系。
但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表示，虽然这么大范围的干旱已经构成一次气候异常事件，但不能据此认定全球及中国气候变化导致了此次大旱。“每一次极端气候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影响有多大，也是科学界一直在探讨和困惑的问题。”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古气候学家张德二表示，温度变化与降水变化有相关性，但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我国处于东亚季风区，降水成因复杂，变率大，常常“非旱即涝”。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大旱“与全球变暖挂钩”。
她更倾向于认为，这次干旱是区域性现象，而非全球变暖的后果。
2月6日，国家气象局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半个小时，多数记者还没有散去。尽管道理讲得很明白：干旱是无法预测的，可敬业的记者们还是在会后把翟盘茂、张培群堵了个严实，“能否预测一下这场干旱什么时候结束？”
他们礼貌又无奈地笑了：不好说！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