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亡恐惧袭来时
在刚挖好的3条长约100米，宽6~7米,深3米的大甬道边，摆满了无数地震遇难者的遗体，由于裹尸袋的严重不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还保持着死亡之前最为原始的模样。
士兵们将遇难者的遗体轻轻抬起，再慢慢地放进甬道内。看得出，这些年轻人在尽力将遗体摆放整齐。随后，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向坑道内抛洒石灰和消毒水，防止由于遗体腐烂可能产生的传染病与疫情。而许多记者也停止了工作，沉默或是念念有词，有人开始抽泣。
地震过去近一年了。原本，整个小镇上空弥漫着的尸臭味，和夹杂着的刺鼻的消毒水味，已在我的生活中慢慢隐退。一直到这个周末，随着我翻开法国人米歇尔·沃维尔的《死亡文化史》，那种死亡的味道，又开始充斥我的鼻腔。
那是一幕幕极为相似的死亡场景——从公元2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
以公元6世纪中叶为例，那时，瘟疫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上空，东罗马帝国失去了2／3的人口。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都塞满了腐尸，吓坏的人们，将堆积如山的尸体直接推进大海，以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面上，浮尸如同厚厚的泡沫，覆盖了冰冷的海水……
在无知的年代，面对瘟疫与死亡，人们一度束手无策，直到他们发现了一种阻挡蔓延的有效方法：隔离。
中世纪的意大利，瘟疫即将蔓延到米兰。在极端的恐惧之下，米兰的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3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它们周围建起围墙，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于是，瘟疫奇迹般地绕开了这座城市。
随后的几百年中，隔离已经成为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黑死病异常凶猛的“大死亡”期间，被吓坏的民众，经常会行使一种更为粗暴的隔离。他们把染病者的门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著名人文主义作家卜伽丘的短篇故事集《十日谈》，便是以黑死病的流行为背景，讲述了富人家的10名青年男女，逃到乡间别墅躲避灾祸，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以消磨时间。
当然，真正的历史并非这般书卷气。在大瘟疫时期，隔离充分反映出了贫富所带来的差距。当时的欧洲统治者，特许家中有感染了疫病的富人家庭留在家中隔离，而得了疫病的穷人，则要被集体强制送往各地的隔离站。
可那时的隔离站，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安全与卫生，恰恰相反，这些地方甚至成了“地狱”的代名词。
18世纪，深受瘟疫折磨的意大利和法国，率先实行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他们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疫情隔离与监察站。但由于人们对于传染病认识的局限，这些地方卫生条件的恶劣，仍然让人震惊。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1750年，法兰西学院对法国最大一家隔离站的考察报告指出，“活人和死人躺在一处，有时候居然五六个病人挤在一个病床上……传染病患者没有特殊的隔离设备，出天花的人往往和生热病的患者同居一室。这个病人身上的被单揭下来马上就盖在另一个病人身上，传染病自然从这个病人传到了那个病人身上……”
不过，正是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人类的医学不断进步，社会性医疗保健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隔离方式的出现，促成了现代医院的形成。
英国医学史专家罗伯特·玛格塔经过研究搞清了现代医院形成和发展的脉络，表明现代医院的不同形式固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今天我们熟知的机构形式，则是在中世纪时大规模建立隔离院的基础上演进的。
如今，隔离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区域隔离措施，依旧是防止传染病蔓延的有效手段，并被各个国家普遍使用。只是，在人类已经逐渐了解传染病的病理机制后，对待被隔离者乃至死者，再不像过去那样惶恐不安。
所以，我们看到，非典时期，被隔离在宿舍楼的大学生们，依然能用绳索吊下篮子，吃到外面的同学送来的生日蛋糕；而映秀镇的那些地震遇难者，也能从素不相识的年轻士兵、医生和记者那儿，得到生者对死者最后的尊重。
正如这本书中所说：“瘟疫与死亡，曾会引发人性的危机、偏见以及毫无理性的恐惧，但只有时间和理性，能够改变这一切。”
《死亡文化史》
［法］米歇尔·沃维尔著
高凌瀚 蔡锦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