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亦喜谄
丁亥年（1647年）七月初六那天，苏州下起了大雪，老百姓吓得惊慌失措，都到大王庙去请求菩萨保佑。大王菩萨忽然依附在一个求神者的身上说：“如今被喊作‘老爷’的前头可都加了‘大’字，你们难道以为我这菩萨小，消受不起一个‘大’字吗？”大家吓了一跳，同声高喊‘大老爷’，雪马上就停了。依这么看，神也是爱奉承的。难怪那些低劣的谄媚者，品格越低下得到的封赏越优厚啊。神尚且如此，何况人乎！所以，作者笔锋一转，对准了人世间类此之事，感慨道：
世风真是越变越糟了，下面的人一天比一天爱巴结奉承，上面的人一天比一天骄横狂妄。就拿康熙这四十多年中，官场里称呼的变化来看，可笑得很。举人称“爷”是康熙二十年开始的，进士称“老爷”是三十三年开始的，司、院称“大老爷”是从二十五年开始的。从前县令见巡抚，也不过叫“老大人”，现在老大人的称呼老早就不用了。即使有个很正统的人，也只得用奉承来对付奉承，不敢说个不字……在唐代，皇帝想叫张说当“大学士”。张说推谢说：“学士上面从来没有加上‘大’字的，我不敢接受‘大学士’的称号。”今天到处称“大”，谁把他们“大”起来的？开始起于小人的阿谀奉承，进而得到骄傲的贵官的高兴，厚着脸皮接受了。于是满天下便纷纷“大”了起来。
蒲松龄列举了当时官场、文人种种可笑的日益升级的奉承称号，并分析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说很有见地。
读着这篇文章，让人的思绪无法不想到现在，当今足以媲美古代奉承、尚虚名的例证也颇不少。官场上的事不去说了，以学界而言，“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或建立了职称、学位等制度，对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教授、博士是社会上让人尊敬的称号，但时间不长，学位、职称就有贬值、混乱之嫌。博士后在国外本是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单位，临时过渡的措施，在我们这里被炒作得好像是博士上面更高的学位；博士生导师本是一个工作岗位名称，也被视为教授之上又一更高职称或头衔一类。有识之士虽呼吁正名，但也难以改变。于是，就可以看到若干奇怪或可笑的事情：有的地方在报刊上刊登招聘人才的广告，优惠条件中赫然写着：“博士处级待遇、博士后副局级待遇”，与之相联系的便是大小高低不等的住房、安家费、科研经费等等，这是实打实地把博士后当成了更高的学历，看到这里，也就可以理解一些博士在单位工作本已不错甚至都已取得教授职称，为什么还去读博士后，有些更是所谓在职博士后。有一次我参加会议，接到一位新结识的朋友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印有“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排列整齐，很是让人佩服。
一个人从事文化科研工作，能评为教授或被称为什么专家，成果相符，已是不俗的成绩，假如成就再大，加上“著名的”等形容词，就相当不错了。但我们看到，这样的想法已经落伍，学界里大家、名家、泰斗、巨匠、大师之类的帽子日渐多起来，有别人奉送的、有自封的、互相赠送的……以致有人戏称我们已是“大师如林”。果真如此，文化学术也就大繁荣大发展了，何用现在还要想办法、下大力来追求呢？
学界的这类不良现象证明我们的社会还相当浮躁，拍马奉承还很有市场。除了人性的弱点外，我们更要看到，自古名与利相联，有了一定的名，也就可“渔利”，然后将已有之名作为砖头垫于脚下，去猎取更大的名声……不然，此风何以愈演愈烈？
蒲松龄在文章后面天真地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表示了担心：我想再过几年以后，称“爷”的人必进一步称“老爷”，称“老爷”的人必定进一步称“大老爷”，但不知道“大”字上面再制造一个怎样的尊号才好，这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出来的。
目前我们也有类似的危险，如果博士、教授、专家都不算什么了，必得进一步尊尚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乃至大家、大师之类，那以后再制造怎样的尊号呢？与蒲松龄不同，我想这事也不用发愁，自有才智之人发挥想象力制造。博士与博士后、教授与博士生导师的关系已搞得有点乱了，一些高校不是又开始对教授、副教授评级了吗？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
出路可能不是沿着现有的方向日趋极端地竞尚虚名，而是应该来个“急刹车”，努力回到平实的道路上来，把心思精力真正用在做学问上，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什么“家”。前一段，季羡林先生坚辞“国学大师”等称号，充分表现了他不图虚名、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但谁会为此而小看季先生的学问呢？有些人头顶各式各样显赫的帽子，而胸中的学问却少得可怜，很少见有什么过硬的作品成果，像是大帽子小脑袋的漫画人物，这实在是文化学术界的悲哀！这显赫的帽子也如费力吹起来的泡沫，而泡沫是一定要破灭的。